第一个事件，是在美国单方面试图和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下，中美开始争取世界国际秩序和规则的主导权的缩影。表面上看，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退出美国股市，但实际上也从侧面反映，对中国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哪怕是美国华尔街这一目前全球融资的中心，正在变得日益可有可无。

毕竟，从购买力平价（PPP）的角度来说，中国很多年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即使按照汇率来算，按照主流经济学预测，中国经济整体实力超越美国也就是十年左右的事情。中国的本土市场已经足够强大，自身的资金已足够充足，而且不难从世界其他地方吸引更多资金。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是美国最早挑起的，但是，什么时候会结束就不是美国能说了算。中国内地和香港的股市用自己的一套秩序和规则，来和美国股市抗衡，并开始进而争夺国际金融和投资的主导地位，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

说到底，只要没有新的产业革命或科技突破，西方作为成熟市场，产生增量业务的可能性有限；而中国的优势，恰恰在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量市场，而且中国在科技、军事、前端产业等的实力已经接近甚至在部分领域超越西方。即使是现在，中国电影的整体票房已经超过美国，中国汽车销量已经连续十二年全球第一，最近中国也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等等。

现在中国的人均GDP不过是美国的六分之一，如果未来中国人均GDP能达到美国的一半，那么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要比整个欧盟和美国加起来还要大。因此，未来的中国市场之大，不仅可以支持本土企业，还可以支持一众外资和外国企业。对于许多欧美的优秀企业来说，如果继续在中国开展业务，将来从中国市场中获得的利益超过其本土市场，很可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而且，像通用汽车、特斯拉和苹果等美国公司，他们在过往从中国投资中获得的收益，还不仅仅是丰厚的利润回报。这些公司通过在中国整合业务、利用中国的人才和生产优势、技术交流等，确保了这些企业在行业中的国际领先地位。

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经多次强调，对特斯拉最具竞争力的公司可能来自中国。这也意味着更进一步说，外资和外国的企业如果不能在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生存，在国际上就有沦为二三流企业的风险。也正因如此，美国自特朗普开始的一系列试图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希望实体产业回流美国或至少迁出中国的做法，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厢情愿。

所以，哪怕代表美国本土资本和企业的保守派媒体天天鼓吹中国威胁，把跨国资本和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看作是“资敌“行为，并且对一些在中美两国“两头下注”的投资者大肆口诛笔伐；但是，世界经济的未来终归还是在中国。美国有很多明白人，就像提出“软实力”概念闻名的约瑟夫·奈就很坦白地说过，“认为我们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经济代价的情况下，将经济与中国完全脱钩的想法是错误的”。毕竟，贸易全球化受益的不只是中国，西方世界也不是铁板一块。

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变换秩序和规则的主导者，对全世界的企业和投资者来说，其实问题并不大。更何况，中国近年来的法治建设已经有长足地进步，以《民法典》、《外商投资法》等一些列法律和规定对私权和私有资本提供的保护，与国际上的惯常做法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

随着中美两国的对立和冲突继续加剧，在最坏的情况下，中国甚至可以放弃美国市场（包括去美国的资本市场融资等）；但是，美国却不大可能主动放弃美国资本、企业和投资者在中国市场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短期来看，中美两国针尖对麦芒式的对抗和冲突会造成所谓的“站队”问题。即使这样，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却已经没有当年美苏对抗时的盲从。1980年前苏联耗费巨资在莫斯科举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奥运会，美国发起的外交抵制有60多个国家参与；今年的北京冬奥会，跟随美国声称不派官员的国家只有寥寥几个。

当然，美国通过其朋友圈对中国搞一些小手段来围追堵截，一时也会对中国部分受影响的企业发展造成一些困难。但是，长期来看，只要中国市场能够接替美国市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并且能够稳定成为助力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的话语权和在国际规则和秩序中的地位必然会上升、甚至还会超过美国和欧盟，这是大势所趋。

事实上，在国际合作这一邻域，通过上文所说的第二个事件，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东风压倒西风的端倪。就全球基建投资来说，我们暂不考虑美国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和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计的地缘政治本心，单从其利益诉求看，无非是要通过发展北非、中东和中南美洲等地的经济，来减缓美国和欧盟越来越严重的难民和非法移民问题。这与中国倡导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心真意想把“一带一路”国家纳入到与中国一起快速发展的康庄大道来说，可以说是高下立判。

然而，如前文所述，美国代表的西方世界在发展中国家所作的合作和援助，过去一向以自身利益为导向。哪怕金额和项目数量上要超过中国，但以贷款和援助为主、“授人以鱼”的方式，根本解决不了发展中国家亟需面对的发展问题。事实上，如果勉强把巴拿马运河算成是美国为发展中国家做出的建设项目的话，那么这个项目建成之后的一百多年，美国再没有其他重要的基础建设项目施惠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与新中国从建国后不久，就开始大力投入非洲坦赞铁路等项目，自始就热情为发展中国家助力有天壤之别。

所以，美国、欧盟相继推出各自版本的与基建合作计划，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的响应，也是对其过去国际合作和援助进行的一次方向性修正。如果美国、欧盟等西方世界，真正开始学习中国，为发展中国家的基建助力，让这一国际合作趋势一旦切实得到实施和落实，那么从提升人类社会的福祉这一真正大义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

更进一步来说，在国际合作领域，中国通过“一带一路”等，已经在事实上成为相关国际标准和秩序的主导者。不管美国和欧盟再去如何纠缠他们的伪“大义”和“价值观”，只要有中国的珠玉在前，以结果为导向的国际合作必定会成为新的指标。未来，在各国独立自主发展的大原则下，国际秩序和规则真正以发展全世界老百姓的福祉作为人类社会的大义，所有有益的方法都可以采用，而不再会是只有西式自由民主一种配方。

总之，“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并不是说中国要与西方世界争霸，因为我们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的愿景方案，本身就是本着共荣共存、合作共赢的思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沉浸在冷战的迷思当中，一如既往地挑起和中国、俄罗斯等国之间越来越无意义的意识形态之争。而且，西方主流社会仍然固执地把任何有社会主义思潮或国家主义倾向的政策，不管其成效如何，通通看作“大毒草”。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足够成熟和自信，我们已经完全不再把自由主义秩序和思想看作是洪水猛兽。现实中，“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意味着我们坚持结果导向，任何真正有利于中国的自由主义政策，我们都会积极采用。对于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建设性批评，我们也能够虚心接受。

这些也正是为什么近年来西方世界越来越困难重重，而中国却能够顺势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当我们面对西方这样“沉舟”和“病树”时，未来已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也完全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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