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就像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曾经警告世人的那样，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战争经济。二战后的大多数时间，美国长期处在各种大大小小规模的战争之中，让接近四十个国家约两千万人死于非命。其结果是除了让西方的军事工业综合体（MIC）及其附属的武器承包商、以及其他相关产业和金融资本赚到盆满钵满之外，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美国和西方的所谓“帮助”之下，并没有摆脱贫穷和落后的悲惨命运。

艾森豪威尔的告别演说成了精准预言，图片来源：NPR

所以，当中国在全世界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我们所设想的国际新秩序，就不应该单单是一个纯粹以利益为基础的国际合作。正所谓，“以利相交者，利尽则散”，中国人所设想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在利益的基础上，更要看重相互之间作用，以及相关利益方之间长远的合作前景。具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看。

首先，西方政权体制的不稳定性，导致执政党左右翼轮流上台。这也导致西方政策的延续性通常无法确定。特别是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往往只看当前利益，而不能顾及长远。曾几何时，包括基地组织、萨达姆、库尔德人等等都还是美国政府的扶持对象和座上宾，但当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发生变化时，所谓的朋友就翻脸变成了敌人。

相比之下，中国的体制比较稳定。所以，在国际合作的大政方针上，不仅会看到当前利益，也会注重长远利益。除非是对方自己变卦，否则来自中国的合作往往是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像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合作、中国支持的非洲项目等等，其时间跨度都非常长久。

而且，哪怕纯粹是企业的对外投资项目，中国的大型企业也通常会考虑长远利益。即使局部项目或有得失，整体上还是会追求双赢的结果。譬如某中国企业曾经在某阿拉伯国家的铁路项目中，因为种种原因亏损高达几十亿人民币。但是，这家中国企业从这个项目中建立起来的良好形象和信任关系，也使得后续项目源源不绝，最终不仅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也让我国其他企业在中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建立了长期的业务关系。

所以，来自中国的合作，就不单单是纯粹的利益交换，而是通过长期合作造成可以为合作各方相互赋能的效果。从而把简单的交易型短期国际合作，做成了相互赋能型的长期国际合作。

其次，虽然市场经济本身追求利益，无可厚非；但是，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中的利益优先，往往过于考虑西方自己一方的利益，而不怎么考虑被合作方的利益。除了北欧模式的合作和援助还会考虑到受援国利益，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利他主义和中立色彩要求之外，大多数西方国家都会把合作和援助直接做成主要对自己有利的生意。

这里比较极端的典型案例，譬如几年前美国为阿富汗国民军突击队购买丛林迷彩服的丑闻，当时美国五角大楼专门找了一家不知名的小公司采购，还花了9381万美元。但如果以北美市场价购买同样数量的ACU迷彩服，则只需要不到6400万美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阿富汗是一个中亚内陆国家，国内及周边地区多为山区荒漠，森林覆盖率仅为2.1％，所以阿军穿森林迷彩服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另一个极端例子是2005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在预算中拨付了8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一项名为“遏制疟疾计划”的援助非洲国家项目，调查发现，这笔预算中居然只有5%用于购买蚊帐，只有1%用于购买药品，剩下的绝大多数经费用在美国开发署本身和高薪雇用援助顾问上。

即使排除极端情况，来自西方正常的合作和援助也是问题多多。以利益为核心，西方国家把合作和援助当作“生意”来做，其客观结果之一就是造成了发展中国家产生对西方贷款和援助的严重依赖性。鉴于西方贷款和援助，大多数还是会用于从西方购买一次性的服务和产品，从而就直接造成了这些国家“越穷越借，越借越穷”的两难处境。更不用说，美国等国家还会故意在东南亚、拉丁美洲等地，让一些主权国家“染上”债务问题，从而让其一步步陷入美国等西方人设计的经济陷阱里。

相比之下，中国的对外合作和援助的利他主义特征就比较明显，不单单是为了实现某一方的利益，而且还要为合作各方赋能，为合作方的自身发展助力。就像中国启动的“一带一路”投资项目，都是切切实实为沿线国家带去其所亟需的基础建设项目。不仅价格公平合理，而且速度和工程质量都比较有保障。以最近通车的越南地铁项目为例，工程价格只是日本公司在越南承建的类似项目的三分之一，而且完工也比日本公司的项目要早很多。

因此，中国的对外合作和援助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交易型”利益交换。因为通过为这些“一带一路”国家、建造为他们有利的基础设施，不仅仅项目的本身质量可靠，还能为这些国家节省很多开支等；为这些国家赋予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从而达到了赋能的效果。

最后，西方基于利益的交易型国际合作，还经常把推广西方价值观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不是要你觉得怎么样；而是要我首先觉得对不对、好不好才可以。作为附条件援助，几乎所有西方国家（包括北欧国家）都会把西式的“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作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条件，要求受援国进行西式政治改革、推行民主化等。至于被灌输所谓“民主、自由”的国家，其内在体质能否适应西式民主、自由等，那就不在西方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更有甚者，很多西方合作和援助项目还会乱开所谓类似“华盛顿共识”的药方，不时要求对方国家降低关税、拆分国企、开放市场等等，这些都会进一步造成这些国家本土产业的崩溃。

对比而言，来自中国的合作和援助无疑是国际社会的一股清流。与西方国际合作中“强制搭售”一些乱七八糟不相干的东西、借机推广所谓西式“民主、自由”的人类社会的伪“大义”不同，如果说来自中国的合作和援助也有促进价值观想法的话，那么我们所促进的唯一价值观就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大义，那就是要切实提高对方国家老百姓的福祉。不管是造桥、修路、建港口，还是从事基础电信、物流等等方方面面的投资，中方不仅以利益交换为基础，还会在此之上进一步提升对方国家在相应各方面的能力和实力。所以，对被合作方来说，不仅体现了实实在在、互利互惠合作的好处，也有为对方“赋能”的效果。

也正是为此，虽然西方媒体总是喜欢以己度人地发牢骚说，来自中国的投资带有各种“陷阱”；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却一直以来都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和合作都持有欢迎态度（譬如中国召开一带一路国际会议，来参与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要超过联合国的常规大会）。这也说明，未来国际合作的领导者，一定会有中国的一席之地。而且，对于那些切实体会到中国赋能型国际合作好处的国家，他们也会非常愿意与中国一起来改写和制定未来国际合作的新秩序和新规则。

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未来展望

最近有两个标志性事例，可以进一步看出中国在国际规则和秩序中的地位。

一是近年来，美国政府开始系统地迫使中国国有控股公司在美摘牌。并且，美国政府还不断要求在美上市的其他中国公司向美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进一步公开账目，否则就要把这些中国公司逐出美国的证券交易所。与此相对，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步收紧对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特别是在美国上市企业）的监管。希望通过中国香港等地来替换美国作为中国企业海外融资主要平台的意图也越来越明显。

另一件事情是继中国推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之后，美国和欧盟相继提出了各自的全球基建计划。当然，不管是美国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议”（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写B3W），还是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计划，都很强调自己的特色。为了和中国的“一带一路”相区别，这些计划大炒所谓“价值观”、“高标准”、“支持私营”等等概念的冷饭。至于是否能够真正实施、实际投入规模和究竟会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哪些好处，估计我们一时还看不到任何具体的成果。

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通过这两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世界国际秩序和规则的变化，存在两种可能趋势。具体来说，从第一个事例中反映出来的中美日益对立，显示出未来的国际秩序和规则，短期来看存在着继续扩大对抗和冲突的趋势。但是，后一件事情则显示，至少在国际合作的领域，长远来看也存在着世界正在向中国主导制定的秩序和规则看齐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