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特征

具体来说，至少从以下三个角度，我们可以讨论中国主导的新秩序和美国主导的旧秩序的差异和不同。

外界对“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的探讨会越来越多，避无可避

第一，从“克隆主义”原则走向实用主义原则。

美国代表的自由主义国际旧秩序的核心观点，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西方传统自由主义思想自带一种眼睛长在天花板上的傲慢与偏见。如果有哪一个国家不接受美国关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主张，那所有的错误就百分之百在那个国家头上。

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其兴起伊始，就在全球各地大肆殖民。英文里的殖民地（colony）这个词，和自我复制的克隆体（clone）一词非常接近。事实上，西方文明在世界上的扩张过程，就像是一个把西方母体文明，以复制克隆的形式推广到其他地方的过程。对西方国家掌握的殖民地来说，西方文明很少考虑被殖民地区人民原来的治理和生活方式，往往是实在力有不逮，才借用原有的治理方式统治社会下层。

即使到现在，物理意义上西方殖民克隆主义已经基本不复存在，但是西方社会对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制度、文化、思想和精神等方方面面的“克隆主义”扩张依然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美国为代表的很多西方人看来，现代化就是西化，西方发达世界就是全人类的“过来人”，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和规则，所谓自由主义制度的民主自由，是“人类历史的终结”。

在中国，即使是今天也还有很多被西方思想洗脑和精神殖民后、被利用来“以华制华“的人。在他们看来，西方世界不仅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更是人类社会的“指路明灯”。任何其他文明、国家和地区，如果不采用与西方一致的自由主义思想、制度和价值观，那就统统都是“垃圾”，并且注定要失败。

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在扩张和对外关系上，历来就没有这种“克隆主义”的倾向。几千年来，哪怕中国的中原国家已经发达到领先世界的水平，但都可以看到中国没有多少去对外克隆和推广中华文明的主动意愿。在边疆治理的过程中，从汉唐的都护府和藩镇制度，到明清之后的卫所、土司、羁縻、改土归流制度等等，中华文明采用的始终是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实用主义原则，一般以守土为首要目标，至于中华文明影响力的拓展，则主要依靠文明自身的吸引力。

对中华文明来说，毕竟边疆和边疆之外的地区有各自的特殊情况，需要在不同的时间，根据不同的客观条件，采用不同于中原文明的处理方式。事实上，哪怕是在今天，中国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采用的自治政策，在港澳台地区采用的“一国两制”等，走的依稀仍然还是这个路子。在对外关系上，从建国时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也都是在平等基础上、尊重各个国家发展的特殊性，看重的是不同制度和政策的实际效果。

中国人最相信“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朴素道理。同样是终生雇佣劳动制度，在日本是曾经促进经济起飞、在今天仍然是维系社会稳定的灵丹妙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变成了“大锅饭和磨洋工”。

在有些遵守伊斯兰传统法律的国家中，有小偷砍手、奸淫者处以极刑石击的规定，在有些中国人眼里可能过于残忍和野蛮；但是中国和美国一些州采用的死刑制度，在欧洲废除死刑国家的大多数人看来，一样是落后和不可理喻。

同样是发放福利和发展教育的政策，在北欧国家是促进其经济发达的基石；在南美一些国家，那就是庇隆主义，就是造成通货膨胀，国家最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凶之一。

正所谓“彼之甘露，吾之砒霜”，不同国家有其不同的国情、背景和发展阶段，想要找一剂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大可能的事情。而且，哪怕是那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在不同的地方执行起来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像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和地区，绝大多数都已经采用了市场经济的政策；但是从成效来看，现在已经达到富裕程度的地方，恐怕也只有寥寥少数几十个国家。

所以，在中国崛起之前，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始终宣传现代化就是西化，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克隆和遵守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制度和规则，才能走上繁荣富强之路，这样一套说辞是有一定蛊惑力的，毕竟有欧洲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例子摆在那里。然而，随着中国即将重新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更多人会意识到，哪怕像中国那样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国家，一样可以从筚路蓝缕走向繁荣富强。

更进一步说，更多人会慢慢发现，未来世界的发展新秩序，绝不是靠“克隆主义”的照搬照抄，更不是“信自由、得永生”，而是应该要走不吃嗟来之食、采用拿来主义的实用主义原则的正道。毕竟，有的国家适合于采用偏自由主义的政策，有的国家则在应用倾向于国家主义的政策后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如何配比调试两种主义政策的运用，放在任何国家都会是个任重而道远的过程。

说到底，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一种可以一劳永逸地包治百病的办法，西式自由民主可以永久克服人类社会一切难题的简单忽悠，不是太傻太天真，就是别有用心。即使有一些制度和政策可以相互借鉴，但是每一个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之路的方式和方法其实都有其独到之处。所以，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就应当是“实用主义”优于“克隆主义”。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其不同的国情、背景和发展阶段，探求适合自己的实用主义发展之路。

第二，从主动干预主义走向被动攻击（passive aggressive）干预主义。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天生就具有主动干预主义的倾向。在美国人眼里，自由主义秩序和规则，本身就是一整套建立在以个人尊严为中心的最“进步”理念。虽然，成就美国霸业的，是其在世界上最强的军事、经济和科技等实力。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聪明之处在于，把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完全按其需要加以解释，把程序正义而非实质上的“自由、民主、人权”标榜成促进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秘诀”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大义”。

美国这种“大义在手，天下我有”的做法，对西方来说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直接站上了人类道义的高地，可以用来指哪打哪、随意干预他国。任何与美国立场不同的国家，都有在道义上处于不利局面的风险。

而且，在旧的两极格局被打破后，来自美国和西方的这种主动干预，不仅可能是来自军事上的，还有可能来自经济、文化和地缘政治等方方面面。其结果是，在美国主动干预主义的政策之下，除了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少数一些国家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国家可以真正和美国保持主权上的平等，在国际关系上顺从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但是，这里的问题在于，人类社会的大义，应当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切实好处和利益的东西，诸如像世界和平、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良好的环境等等人类社会的基本福祉。西方自由主义秩序和规则充其量不过是部分西方人用来实现大义的手段和措施而已，并非是人类社会的真正目的和大义本身。把手段充当为目的，自然就犯下了颠倒因果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