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民主体制或新自由主义秩序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秘诀“，那更是不怎么着调的事情。二战后寥寥无几成为发达国家的国家中，以色列和爱尔兰在文化和传统上本身就是西方国家，韩国和新加坡则跟西方的自由主义秩序有诸多差异。韩国等很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在未西式民主化之前就实现了经济崛起，更说明经济发展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关系不大。

事实已经证明，二战后亚非拉但凡是施行西式自由民主体制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长为发达国家。对这些国家来说，自由主义和西式民主甚至是阻碍而非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波“民主化浪潮”后，采用西式民主制度的亚非拉国家，大部分并没有繁荣起来，图片来源：wiki by Piotrus

这也是为什么，当安吉丽娜·朱莉站在中东的废墟前，闻着尸体的气味，大谈“虽然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自由了”的时候，世界上更多的人，甚至包括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自己，开始慢慢意识到美国等发起的伊拉克战争是完全错误的决定。

正所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西方人，即使包括他们当中的本性良善之辈，他们最常犯的错误在于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人之上。因此，西方社会的这种把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先入为主的看作是别人也想要的、并强制别人接受的主动干预主义做法，在现实中就造成了无数“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的悲剧。哪怕他们的出发点是想要解决问题，结果却是使得问题变得更加糟糕。从伊拉克到前南斯拉夫各国，从“阿拉伯之春”之后的中东到最近的阿富汗，均莫不是如此。

与美国这种以咄咄逼人的主动干预主义政策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政策显然更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以中美两国的核基本政策为例，作为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其霸权的基础，美国采用的是保留“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的主动干预主义政策；谁不听话，美国就甚至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来攻击他们。

相比之下，中国采用的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中国的这一原则不仅可以体现中国对国际秩序和国际和平的主动担当，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中国肯定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对于有核国家，原则上也是无条件不首先使用。然而，假如某个有核国家胆敢肆意侵略中国，悍然侵犯世界和平和人类大义，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则是否要有例外显然是可以探讨的。

这就是未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Pax Sinica）”国际新秩序的特点，我们可以简称为“被动攻击（passive aggressive）干预主义”。具体来说：

一方面，我们亟需要拨乱反正，需要把人类社会的大义，重新放回到发展经济、为老百姓谋利益等等人类根本福祉问题上来。我们不需要否认西方民主体制或新自由主义秩序对西方社会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抛开近五百多年来西方世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掠夺和侵略不谈），但是我们清楚地知道，适合西方的形式正义（所谓西式的“民主”和“自由”），未必就适合于其他地方；更不是实质正义的本身。

所以，在中国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之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对比，核心就不仅仅放在程序和形式上，而是更要考虑实质和实际效果。毕竟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采用自由主义价值观和西式民主制度等表象，不是首要问题。我们更需要比较和探讨的，是人类社会福祉的具体大义问题：也就是诸如经济发展程度和速度、教育水准的提高、政府治理的水平、医疗的便捷和有效性、社会的法治水平、腐败的程度、贫富分化的情况、社会的福利状况、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和统一等等关系到社会上每个个体切身利益的等等具体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应当像西方那样，动辄使用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这一“伪大义”，来干涉和祸乱其他国家。未来世界的新秩序，应当是以人类社会的福祉作为大义，然后一步步地去解决战争、疾病、贫穷、愚昧落后等人类社会的具体问题。而且，如果有国家敢肆意侵犯和破坏人类社会的大义，那么，那些被侵犯和被破坏的国家，就应当有权利用所有合法的手段，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干预和制裁。

事实上，中国在最近几年以来，已经开始慢慢在涉及到新疆、香港和台湾等国家和民族统一的人类社会大义问题上，通过立法（如香港的《国安法》）和国际性制裁等等措施，在全世界范围内震慑宵小，成效非常显著。虽然中国在目前阶段，大体上还没有跨出中国的国境线去主动找人家麻烦。但是，随着中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正在日益完善和中国实力的逐步增加，未来诸如像长臂管辖、次级制裁等等一系列的干预措施，也完全可以考虑在全球性范围内采用。

而且，与美国四处主动出击的干预主义政策不同，中国启动被动攻击干预主义政策的前提必然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本身就具有自卫的正当性；只要保持被动原则，也完全不用担心“屠龙者终成恶龙”的问题。

所以，“中国治下的世界和平”意味着，中国需要和所有世界上其他国家一道，从人类社会真正大义的高度出发，对内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样踏踏实实做事的态度，对外则采用“不惹事、也不怕事”的促进国际事务和平发展的宗旨。这样由中国主导的国际新秩序，显然就更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第三，从交易型（Transaction-based）国际合作走向赋能型（Enpowerment-based）国际合作。

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旧秩序，其实并没有走出英美传统“利益优先”原则的窠臼。就像两百年前英国的亨利·帕默斯顿勋爵说过的那样，“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我们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我们的利益才是永恒的，而遵循这些利益才是我们的责任。”

因此，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国际关系就是各种大大小小的交易，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即使是在所谓的“盟友”之间，也还是如此。最近，美英两国直接从法国手里撬掉了价值大几百亿美元的、为澳大利亚制造潜艇的订单，就是这方面最好的典型例子。

究其根本，还是经济体制决定上层建筑。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逐利的天性，确定了西方主导的国际间合作的目的就是利来利往，就是要让资本获得最大的收益。所以，哪怕西方总是高举所谓“人权”“自由”和“民主”等人类社会的伪“大义”大旗，但是在金钱和利益面前，这些却都可以随时弃之如敝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