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些算是我们的努力，这让中国在2003年首次成为全球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当时美国人提出了“中美国”（Chimerica）、两国集团（G2）的概念。西方大量跨国公司成为中国的生产主体，创造了大量贸易盈余，我们把贸易盈余回馈到美国资本市场。中国变成生产国，美国变成消费国。

这就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获利主体当然是美国，对它来说，这绝对是有利可图的事业，它当然就这样推进了，并且在推进的过程中高度评价我们的做法。所以当时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才站出来说中美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回顾这些过程，就会发现当我们应对逆全球化时，主要矛盾是美国。美国现在要从中国撤走，不仅自己要撤走，还要求所有的它的所谓战略盟友一概都撤走，把实体产业就近转移到墨西哥等地，因为廉价劳动力墨西哥也有。美国为什么要把加拿大变成它的一个州？因为加拿大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美国的算盘打得很精。

对美国而言，统一北美洲，把墨西哥也纳入其控制范围，这都是从它的利益出发所形成的地缘战略构想。

美国作为矛盾主要方面，正在主导着这个矛盾的运作。从这个角度来说，你问逆全球化趋势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并没有主导地位。美国要达到的目标是它设计好的，MAGA（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体系是被设计出来的重组全球地缘政治的战略构想，这是矛盾主导方在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去全球化的过程。

王慧：所以，当美国在全世界薅羊毛的时候，它是愿意推行全球化的，现在它觉得自己赚少了，就开始掀桌了。

温铁军：我不认为美国赚少了，它并没赚少，只是它国内的矛盾必须化解。在国际上获利的主要是美国的金融资本集团，跨国公司转移了实体产业之后，在其他地方占有要素价格低谷，从而获得第一道利。它们把这些收益变成股市炒作的题材，在股票市场再赚一道，第二道利可能比占有要素价格低谷获得的利还要高。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是双重获利的。

王慧：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中国也面临着很多挑战，包括我们的市场技术、供应链、产业链等等。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提出了双循环的发展格局，并且特别强调扩大内需。这是否意味着，激活乡村变得更加必要？

温铁军：很少有人把乡村振兴和我们如何面对去全球化的挑战做如此直白的结合，大多数媒体往往把这两件事情割裂开。

2026年1月21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郯城街道，工人在整理、搬运即将销往外地年宵花市场的蝴蝶兰。 IC Photo

特朗普2017年上台，2018年开始推进所谓去全球化。在这样的压力下，中国在2017年正式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又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这是因为我们在归纳自己的发展经验时，很清楚地看到城乡二元结构既是矛盾，又是我们应对危机的重要载体。

我们把乡村叫做“劳动力池”，也叫“资源池”，把城市叫做“资本池”，资本的不断积累产生溢出效应，带来风险不断增加，最终产生危机，因此危机往往爆发在城里。当进入产业资本阶段时，产业资本越是群集于城市，危机爆发时所造成的代价就越大，这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发生过。

很少有人愿意到发展中国家做调查研究，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我们往往是眼光向上，只看发达国家，但发达国家是把它们的代价转移到别的国家去了。西方国家之所以不要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因为当劳动者群集在低端制造业时，他们跟资本家之间是对抗性矛盾。因此，西方国家把一般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来，意味着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了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矛盾和对抗性冲突，而它们却升级到道德高度，对发展中国家加以指责。

西方国家转嫁代价的能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具有的。对中国来说，我们现在是什么都要，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也得要，如果大量转移到其他地方，我们的就业怎么办？这都是现实问题。所以即使它有对抗性矛盾，我们也得想尽办法去平稳，让它别爆发。劳动密集型产业要转移的时候，还得想尽办法如何让它别走。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各种矛盾是纠结在一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乡村振兴之所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于它能承载危机。在城市因为资本积累而不断形成危机，并且无法向外转移、可能内部爆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承载危机的载体？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所以我希望大家更多的像你们一样关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不是简单的农业问题，而是农村的全面发展，让农村成为能够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

同理还有双循环战略。我们不是不要国际大循环，我们愿意加入国际大循环，也是就加入全球化，这本来就是我们所愿。但如果人家不让不让我们加入呢？不是要打贸易战吗？那我们当然要加强国内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