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之所以将这一“联姻”形成的历史过程，追溯到民国年间的边政建设，原因在于：当年的边政学者下意识地延续了历史上“中心”对“边缘”的不信任感，从而虽热诚致力于边政建设却将边疆及祖辈居于此的非汉居民视为另类而不自知。虽然提到边疆无法不提非汉民族的做法有其历史惯性，但令二者如形影相随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形成的，而且是对非汉民族整体性不信任感的产物。

对此，我们可以从诸多边政学者的表述中看到。我们无需苛责那一代学人对非汉群体的不信任，因为这是历史的余绪。历史上的官员和文人墨客在涉及“他者”的文字中，歧见无所不在。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非汉民族如此分布也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即考虑今日中国少数民族的地域分布与“永无止境的汉化”（sinicization）之间的关系。而在那个时代或者稍早时期，更有一些知名学者——如黄节等人——著书立说，讴歌历史上“汉人”的“殖民”和对其他“非汉民族”的征服史。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色彩的著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总之，历史的惯性和当时世界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氛围足以使许多边政学人平添一种对非汉民族的优越感。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强调同化往往是民族／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基本策略，因而如何“改造”非汉民族也是边政学者的关怀之一。很自然地，在他们的眼里，少数民族只有同化于汉族才有希望，国家安全也才有保障。

由于中国积弱，这种社会达尔文思潮直到近于20世纪中叶时仍有市场。其时，由于日本的侵略，更使这一世界思潮在中国思想界里激发出来。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争论不能说没有这样的国际性思想背景；边政学人的同化观更是如此。如此一来，我们可以推论，因为主权关怀之故，边疆遂与民族“联姻”。作为隐喻，主权如同联姻之“媒”。

四、民族与边疆的并置与互构

并置（juxtaposition），字面意思是两件以上东西或者两种以上的行动也可并列或者比邻发生。这种情况可资比较，或者相对，或者创造一种有意思的影响。互构（mutual construction)，笔者定义为不同范畴在运用过程中互为支持、解释。这必然会带来某种反身性（reflexivity）的后果，即：因果互为影响以至于难以分清何者为因，何者为果。而反身性在社会科学里还意味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的行动——论证或者行动所背负的、所指的，以及所作用的，就是引起论证和行动的东西。

自从中国转变成为现代国家之后，“边疆”与“民族”就在主权观的影响下“联姻”，这意味着二者间紧密并置、互动，并走向互构。所以今天我国社会各界论及民族必然提及边疆，二者如影随形，相互隐喻，循环论证。由于这样的表述长期以来一直“高居庙堂”，在我国的体制下，这样的表述也就必然出现在大量的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歌舞戏剧、美术宣传作品当中，久而久之也就必然被社会广为接受。甚至原先对此毫无概念的一般民众也能说出一些道道来。这种情况是我国社会所独有的。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虽然已经走上现代国家之路，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与周边国家还有很长的边界未定。因而，对边疆问题的讨论多聚焦于“土地”与“主权”。抗日战争打响后，对主权的关注在政界与知识界与日俱增，“边疆”成为了热点议题。从那时起，边疆一直吸引学者的关注。

由于边疆地区居住大量的非汉民族，从民国时期起，对边疆的研究实际上就是研究当地的非汉民族。自此，边疆就与少数民族联系在一起，成为言说中互相帮衬、相互论证的概念。长此以往，致使“边疆”和“民族”在社会日常表述中呈现出反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