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主权：边疆与民族“联姻”的媒介

如果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的浮现是在“遭遇”他者之际，主权也因为“他者”的存在而存在。意识到他我之别，是边界观产生的先决条件。而无视他者的帝制时代，边界观自然是模糊的。在理论上，主权观念要求一个政治单元必须同时承认其他政治单元在其领地之内也拥有同样的权利。很难想象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制时代，或者任何形式的前现代政治单元里，统治者会具备这样的观念。

所以，尽管历史上的政府官员和文人墨客也谈“边地”和“蛮夷”，但与20世纪以来的民族与边疆的互构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一般说来，当古人谈及这些内容时，往往将少数民族视为应当“教化”的对象。因此，他们往往根据这些族群儒化的程度，或者是否纳税，来判定所谓的“生熟”。那些无法纳税的群体往往被冠之“生”，反之则“熟”。大量的这类表述见于帝制国家控制的区域之内。换言之，这些人应当由谁来管很明确。因此，在这类文字里的“边”所指为帝制条件下文化上的边缘区域。

在汉语里，“主权”的出现比边疆要晚得多。它似乎是个外来语。所谓“主权”，简单而言就是“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legitimate right to govern）。事实上的主权就是执掌生杀予夺的权利（de factor sovereignty as right over life）。如果通过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理论透镜来看，主权就是一个共同体或者社会必须通过与外界互动来成其自我及其道德秩序。

阿甘本的洞见使我们领略到主权在实质上延续着权力的暴力本质。如果主权必须通过与外在互动方得以存在，那么主权在本质上就是制造边界。它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如将一部分人隔离、拘留（如纽约的爱丽丝岛和旧金山的天使岛在历史上就起了这样的作用），甚至驱逐出境（deport）——这是我们看到主权在边境上的实践。象征主权的边界本质上也意味着保卫和“合法地”使用武力。为了彰显拥有主权和行使主权，边界也就有了物化的形式，如界碑、哨卡、铁丝网，乃至海关、移民局、边防等。

美国-墨西哥边境（图/视觉中国）

阿甘本从生命政治（bio-politics）的视角来审视主权，身体是为主权操演的场所（site）。借用他的逻辑，我们可以认为，身体不仅是主权行驶的客体，也可以是践行主权的载体。所以，控制边境的移民局官员、各类边防军人、警察等，俨然为主权的体现。在缺乏强烈的主权意识之前，这套实施边境控制的国家机器无由建立。一旦边界确立下来，界碑等即作为主权标志而存在，原先的关口也就成了入境口岸，不同国家民众往来必须接受不同程度的审核、盘查。

在理论上，相邻国家的公民不能在国家之间自由往来。而这些在传统国家的条件下是不存在的，或者仅仅部分存在。所以，现代国家边界成为国家暴力本质的象征。我们出国旅行，跨越国境时所遇到的许多人为的麻烦，就是这种暴力的折射，也是主权的实时体现。

提及主权，必然涉及《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该合约签订于欧洲“30年战争”之后，由此开启了主权国家的雏形，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仍为时尚远。然而，它毕竟标志着主权观念的形成，并因此可视为现代国家形式的始基。

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上政权与政权之间签订的往来协议、朝贡，甚至有关边界的文字都视为拥有主权的标志。这方面甚至有相反的例子。清王朝与沙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是为其例。《尼布楚条约》签于1689年，这是在沙俄失利的条件下签的，双方确立了乌苏里江东段边界，但中国却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土地，不啻为没有主权观念的典型事例。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根本无关主权，所谓“王土”无非是把国家版图视为皇帝个人财产。既如此，割让些土地息事宁人有何不可？

《尼布楚条约》

那么，是否清王朝自此之后便充分理解了何为主权？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曾有学者研究主权观于清王朝的重要性。他发现，在清代的档案里，“主权”是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出现。根据《清季外交史料：1875-1911》所作的统计，从1875年到1894年，每百页文件出现一次“主权”；从1895年到1899年，每百页出现2.5次；从1900年到1911年，每百页出现8.8次。但从1902年到1910年间，则每百页22次；最高的是1909年，达到了每百页37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