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观念确定之后，边疆的性质遂出现了转变，它不再是个“三不管”的区域；它不再是历史上谁都可以在上面活动的区域；不同的国家原先所共享的边疆转变成为共享边界。在有些国家，“边疆”要么消失，要么专有所指；在我国，则成为边界内侧的区域。但是，这个内侧的纵深如何呢？为什么我们往往用广袤这类字眼来形容边疆的辽阔呢？这就涉及了边疆这一特定的区域与民族“联姻”的问题。

如果主权意味着制造边界，那么边疆与民族“联姻”在我国就不可避免。 非汉民族与汉族所构成的居住格局到了主权范围要求明确的现代国家阶段必然面临重新思考和考验。前面已经提到，整个有清一代直到后期始有“主权”见于官方文献，足见这个词的出现比“边疆”晚得多。而这一时期也正是清王朝虑于外患最甚的时期。主权观念无疑是在列强压力下出现的。列强强迫清王朝开放市场和允许传教等要求的同时，必然也会带来许多西方观念、思想和制度性建设的传播。清王朝应当说就是这样的状况下开始有了主权意识。

主权有“外在”（external）和“内在”（internal)两个方面，二者一体两面，相辅相成。主权外在面相的核心关怀就是领土主权，亦即今日联合国宪章强调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political independence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换言之，如果国家是为私人财产，那么外在主权（或对外主权）就意味着“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律法（no-trespassing law）。从见于文字的清政府官方文献来看，所谓主权基本都是该概念的外在意义，因其无不见于清廷的涉外事务的文件里。

有学者认为，帝制体制下，间接统治（indirect rule）是普遍现象，而民族主义运动在原帝国版图内崛起都发生在统治中心试图将间接统治改为直接统治（direct rule）之际。其他帝制国家的这些措施往往导致帝国的最终解体，但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并未发生。事实上，一直到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藏蒙一直是采取间接治理的手段，而延续自前清理藩院的蒙藏委员会的存在，在事实上有助于国家统一。

新疆建省可以视为清王朝向现代国家演变的一个步骤。一旦划清边界，边疆的意义就变了。按照中文的习惯虽然还称为边疆，但仅指边境内侧的地域。传统意义上边疆所包括的靠近另一政治单元的一侧，不再是边疆的一部分，因为它已经在国境线的另一侧了。现代国家的主权观必然使国家在边疆地区布置军事力量，控制边境。

但是，仅有边界等现代国家的一些举措和形式，或许还未必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否则，罗马帝国也得同等看待。罗马帝国有着较为清晰的边界，并一直致力于建立同一形式的管理和税收体系，在治理上几乎覆盖整个版图。然而，当时并不存在其他与罗马帝国相似的政权，罗马帝国和帝国之外关系是“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如同中国帝制时代的“华夷”那样。罗马帝国从未认为与它同时代的其他政治单元也享有同等的权利。也正因为如此，它才能肆无忌惮地进行对外征服。因此，我们不能认为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也具有对外主权的观念意识。

主权意识增强后，如何捍卫领土完整必然成为关怀所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从17世纪开始，在论及主权时一定会伴随着讨论领土，这是因为主权的权利不只限于去规范化领土内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还必须能驱除试图对领土进行控制的其他政治势力。而居住在边疆地区大量非汉民族群体必然引起各方面关注。

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上主流社会对他者的想象和刻板印象很自然地浮现出来。这种浮现当然不会全是赤裸裸的，它们经常因为论者下意识的流露而带了出来。而且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主权观很自然地会带来当地族群是否值得信任的考量。主权既已确定，那就必须考虑如何治理边地。这些讨论在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必然会更为深入。

我们看到，边政建设讨论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论说，都是出现在危机之际，所面临的危机是国家正在经受强邻日本的入侵。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边政建设能成为学术研究的一时之选是很自然的事。主权成为“联姻”之“媒”也大致由此而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边政学人的话语里，国家安危系于边疆——领土完整的第一道防线，而边疆多有“内部他者”——非汉民族——生活居住。但他们究竟能否对国家忠诚？这是不少边政学者所关心的。我认为，边疆民族这一相互建构的话语体系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主权、边疆、民族如同三角型的三个角支撑了这一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