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主权的意义上理解边疆，就有了所谓的“边政研究”——“边疆政治研究”或者“边疆政策研究”。由于这些研究当年都服务于民国政府的边疆治理议程，因此是“边政建设”的组成部分。所有的边政研究者无一例外地将非汉民族当作研究重点，强调边政研究实为边疆民族研究，并且推而广之地把所有少数民族——无论他们是否分布在边疆——列入边政研究的范围。边政学家柯象峰强调：

在中国而言边疆之研究，盖不仅以与邻国接壤之区为限也。东南沿海之区，已全为文化进步之国民所据，自不在边疆研究范围之内。东三省内外蒙古新疆西藏固邻接异国，且拥有数量庞大之边区民众，与本部人民间尚未臻人同文车同轨之境地，且时有隔阂，固为边疆研究之主要对象。但西南各省，文化不同之民众，虽不尽在边疆，而与汉族相处极其错综复杂，且时时发生冲突，引起边患，隐忧堪虞。其主要者，如川西北之羌戎，川西西康之西番，川西南及云贵之儸儸，川南湘西云贵之苗，云南西南之摆夷，广西之徭，海南岛之黎人等族，合计为数亦不下二千万人，研究边疆者，固不容忽视者也。……故我国边疆之研究，应为一较广之范畴，即除边区各广大之民众外，边省内地，未尽同化之民众，以及在可能范围内，邻近有关之各地民族，均可加以研究。

显然，对柯象峰而言，边疆当然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或者政治意义上的，而是吴文藻所谓的“文化上的边疆”。

柯象峰甚至把非边疆地区的非汉民族也列入了边政研究的范围。他提出边疆研究在方法上最好分为两部分，即“地域”和“民族”。前者是“地理的分区”。柯象峰将之分为13个地区外加“其他”。换言之，在所谓地理分区之内一共有14个类别(地区)，如东三省、蒙古、热察绥、甘宁青、新疆、康藏、川边、湘西、黔滇等等。后者则是“民族的分类法”。

柯象峰列出了民族名称和地理分布，凡6类民族外加第7类“其他”。同时，他也说明，这只是粗略分类，如果进一步研究尚需细化，条分缕析。如苗族仍可以分为若干种，徭亦然。藏缅族中又可分为藏人、西番、儸儸等自成一个单位。

卫惠林则干脆将边疆研究与民族学不分彼此地并列，主张在边政建设与研究中应当尽快对生活在边疆的民族进行识别，他是众多边政研究者当中少有的主张除了中华民族认同之外，还需要确认其他民族以保证多样性传承的学者。边政学者对边疆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的讨论都是关于如何在边疆进行少数民族调查的内容。

应当注意到，生活在边疆地区的民众，无论是文化背景为何，在边政研究中常有以“边民”谓之者。“边民”由是成为一个消解多样性的用语，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与民国政府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吻合。

从边政学者的著述来看，对少数民族的信任显然是个问题。例如，徐益棠曾说：“往者，论边疆问题者每推其原因于帝国主义者之挑拨，证之以当时各边区之骚动，或有其显明之理由。”然而，在谈及民国之后在西南地区所发生一些事情之后，话锋一转：“乃知中国之边疆问题，民族的因子实居其重心，文化之低落，又为其根本之原因。”在边政学者的眼里，少数民族因缺乏教育愚昧落后，需要被帮助和教化，否则易于为外人所利用。边疆之所以需要被认真对待正是因为非汉民族是那里的主要居民。由此可见，对非汉民族或者族群不太信任是推出边政建设工程的内在驱动力量之一，由此映射主权才是边政学之终极核心关怀。

徐益棠资料图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样也十分重视主权问题。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了少数民族在中国的特殊性，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中国60%以上的版图是少数民族地区，所谓地大物博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正因为意识到了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早在建国之前就在陕甘宁边区进行过民族自治地方的治理实践，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等，积累了经验。从1937年起，中共先在延安的中央党校开办少数民族班；1939年陕北公学也承担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任务；1941年还创办了延安民族学院。这些经验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实施民族政策的决心与信心，1947年，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

在边疆和非汉民族的治理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改善民生兴办教育来获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持，以达固边之效。比之于边政学者，中国共产党人显然因为革命过程中的亲身经历，对中国的民族现状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他们也深深地认识到大汉族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在具体的民族地区治理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齐头并举的策略，以获得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