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意义上的边疆可以表达文野之别，呈现出一种自然环境从蛮荒向人文过渡的景观。前现代条件下的边疆是不从属于任何政治单元的区域，却是不同政治单元博弈互动的主要场域。如果如此理解边疆，那边疆必定是不同文明、文化接触的区域。人类学家批评特纳的边疆概念和假设几乎无视在那里生活的印第安人。他们认为，边疆还应当是“文化接触区域”（cultural contact zoon）。欧裔定居者西进过程中，欧洲文化与印第安文化发生接触引发了涵化（acculturation）现象，导致了文化变迁。这种文化变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印第安文化也流向了欧裔文化。

中国的“边疆”自然有边缘之意，不仅是政治的边缘，也是文化的边缘，在观念上，那是儒家思想文化所浸染的版图中光谱最为淡薄之处。凡未儒化的族群均为“化外”，或谓之“生”。不同文化在这里接触同样导致双向，甚至多向的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原地区得到了大量来自域外的农牧业物种、各种各样外来的物质文化成就，而域外自然也受到来自儒家文化腹地的中原文化影响。陈寅恪说，中古时期的胡汉之分完全是文化意义上的，汉人胡化为胡，反之亦然。这些情况发生在边疆一定比在内地要来得频繁。

但是，一个大概在其他国家里没有的情况是，中国少数民族集中分布的地区几乎均为“边疆”。“边疆”占据了国家领土的60%以上强。如此说来，中国的边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边疆。

在“百度百科”释义里，边疆是“两国之间的政治分界线或者一国之内定居区和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该释义问题首先在于混同了边疆与边界。难道政治分界线就是边疆？其次，所谓“定居区与无人定居区之间宽度不等的地带”则语焉不详。“宽度不等的地带”到底有无人烟？如果无人，那与“无人定居区”有何区别？这种说法与本文所讨论的，其实也是“事实上”（de factor）的，同在观念与表述里的民族与边疆的“联姻”相比，则完全是另一种极端。

我们现在的边疆概念延续了民国年间一些边政学家的思路，几乎将所有非汉民族较集中的省份、自治区均包含在内。这样理解边疆的话，意义其实已经改变。换言之，按照这样的逻辑，非汉的文化因素代表着边疆，象征着边疆。这样就把边疆置于一种文明与不够文明、先进与落后对垒的框架结构里。“边疆”再度意味着是为一种文野之别的存在。否则，该如何解释呢？

虽说古代涉及边疆的文字也不免常有外族描写或意象——如“不教胡马度阴山”之类，但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边疆在那个时候是不同政治单元共享区域，从军事防御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不过是一个缓冲地带，所谓“塞外”就是这样的意思。

根据戴蒙德（Jared Diamond）的说法，游牧人群与毗邻的农耕者有一种共生关系，二者之间一直有交换的存在。游牧者提供毛皮、马匹、羊只等，从农耕者那里换取粮食、器皿、工具、茶叶、衣料等。我国历史上“边贸”一直存在，除了丝绸之路上大宗商品贸易之外，还存在着诸多大小不等的集市贸易。这些都可以视为游牧与农耕社会之间的互换共生。

在前国家时期，这类交换也一定存在着。但如果遇上年景不好、水草不丰时，游牧部落往往会入侵农耕社会，直接劫掠。历史上游牧为生的政治单元往往也会因为对贸易交换的不满或者没有达成，而对农耕者发动战争。农耕社会的政权也会因为这类原因发动对游牧社会的打击。

从演化的观照（an evolutionist perspective）看问题，如果没有农耕与游牧之间的共生与角力，人类的文明大概会逊色不少。所谓边塞或者长城之类的建设，正是因为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周边地区与游牧政治单元频繁互动而生。它们的存在是为了抵御，便于及时将南下或者东来的游牧部落入侵者挡住，以免他们进入腹地。所以长城和古代边塞的存在，说明的是当时没有主权观念而非相反。

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国与苏联发生边境武装冲突，两国间有许多相互指责的文字与广播。塔斯社就曾播送一篇文章，说长城是古代中国的边界。此说固然是胡扯，却也是个反例，说明古代帝国没有主权意识。

长城资料图（图/视觉中国）

正因为历史上大量的边贸，以及争夺资源等其他原因，不同群体或者政治单元之间经常发生往来和冲突。这些在帝制时代视为“当然”的状况，到了民族国家阶段则被视为不可接受。这是因为构成国际政治秩序的“主权”已被设想为任何民族国家都应“自然”地拥有。而主权中最重要的内容自然是领土主权。

展开中国地图，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西北和西南的大部分，都是非汉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包括东北在内，边疆似乎就是除了清代内地十八省以外的大片区域。其地域之广袤，居于其上的民众族群与文化背景之复杂，不能不引起刚走上民族国家发展之路的中国的政治与知识精英的关注。一个国家的“边疆”恰与主要的非主体民族的分布相互吻合，必然导致在话语上、治理上、政策拟定与实施上边疆与民族的“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