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新兴的现代国家里，族群多样性之丰富远非欧洲的民族国家所能比。而民族国家的原则导致了人口占多数的族群主宰国家（民族主义运动多由这些族群的精英所发起），人口较少的族群往往被无视，或者干脆抹去他们的声音。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兴民族国家内部出现了争夺话语权，要求分享权力和平等对待的问题。这就是格尔兹所说的族群性问题。 因此，新兴国家之内的族群问题会给人以暗示，多民族的存在对于国家而言就是个问题。

第二，正如以上说明的那样，虽然强调文化与政治边界的重叠，但在事实上，单一的民族国家少之又少，绝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有着丰富文化多样性的国家，于是，所谓主体民族（majority）和少数民族（minority）的两分就出现了。国家在治理上就必须考虑如何对待的问题。因此，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无法在不了解主体民族的情况下理解少数民族现象。在人口上出现一个以上的类别必然要求政府在治理上更为精细和有效，以求平衡和公平。

第三，前文已经略有说明，民族国家理念本身有主权在民的意思。民族主义者无不以人民为口号表达他们诉求，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强调为的是自己的人民的权利和自由，都用一种亲属式的词语来表达民族成员之间及其与国家的关系，凡此种种。而且所有民族主义运动都给人以承诺，试图让民众相信，在自己的民族国家里，他们才能有真正的公民待遇。不管民族主义者是否真心如此，民族主义宣传的确会引起民众来关注自身的权益。就此意义而言，民族主义理念本身有助于推动公民社会成长。

当然，并非民族主义运动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因为政治家通常更关注的是民族主义的工具性和排外的一面。但是，民族主义运动所做的承诺及其宣传，都会给公民带来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发生在世界各地分离主义运动基本都出现在民族主义运动成为潮流、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秩序基本单位之后的20世纪，直至今天。换言之，以上所言实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反身性，它在推动民族国家崛起的同时，也为国家内部的其他民族树立了榜样。这是众多多民族民族国家（multinational nation-state or poly-ethnic nation-state)所面临的挑战。

第四，在追求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强调文化或族群的边界与政治边界重叠，主权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心关怀之一。这是与前现代国家很不一样的。

在前现代的帝制国家或者其他政治单元，并没有主权观念，边界的设立完全是向现代国家过渡的过程中出现的。现代国家主权的观念与实践始见于17世纪欧洲30年战争之后一些政治单元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把民族国家的滥觞归咎于该和约是不正确的，但这个和约无疑确立了主权国家的观念。后续发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该和约的关系不过是该和约缔结后出现的无数因果链条之一中的一环。

主权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基本单元，而民族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民族国家，那就必然声索主权，国家的疆域必然是民族主义者的关怀所在。这在由原先的帝制国家转变为现代国家的中国尤为如此。如何在边远的疆域确立主权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关怀之一。边疆多有非汉民族居住，于是，边疆治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有关如何处理当地多民族状况的问题，这是边疆与民族互构的出发点。所以，“民族问题”不仅有其理念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但现实原因又是因为接受理念之后的认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