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笔者看来，边疆与民族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类别（category，或译“范畴”）。既然成为了范畴或者类别，那就必定影响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认知由无数范畴所构成。所有的范畴都有其外延与内涵，它们必然在各自起作用的范围内构成边界限制我们的思维。对某种范畴的强调一定会导致范式（paradigm）形成。如上所述，尽管范式在一定时期内会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但最终必然限制研究的进步。

由此可见，范式实际上制造了边界。从这个意义而言，与“民族”互构的“边疆”也构成了学术范式，它同样吸引了大量的学术投入。我们许多人都不自觉地受到了它的限制，边疆成了僵滞而不是流动的政治地理概念：它就是内地之外的那片广袤的区域，它的变动与王朝的进退有关，但基本就是内地的外围——因为它主要是非汉民族的居住所在。边疆象征着主权，是国防的最前哨，凡此种种。

然而，我们却忽略或者干脆忘记了边疆的能动性与流动性。换言之，如果从巴特的“族群边界”（ethnic boundary）的视角来看问题，在这片广袤的区域内，互动并不限于政治主体亦即不同的国家，还有许多“次国家主体”（subnational subjects）。

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次国家主体的“边界”是如何变动的。关于这种边界的变动，笔者喜欢以美国人类学家莫尔曼（Michael Merman）的追踪研究作为例子。

1965年和1967年，他两次在泰国研究一个自称为“傣泐”（Lue）的族群。当时该族群由于居处偏僻，国家与他们的联系仅限于收税的场合，因此觉得没有得到国家的善待，从而对泰国缺乏国家认同感。但在1989年回访时，莫尔曼发现，国家在傣泐人的眼里，已经成为善举的源头，因他们得到了国家提供的教育、就业、健康服务，农业信息，发展基金等。这使得他们觉得自己是国家公民，不再是弱势的少数民族群体，并且自觉地融入到泰国的主流文化里——这对莫尔曼而言是有所遗憾的，因为傣泐的文化独特性有所弱化。但是，傣泐人已经没有他以前在田野期间经常感受到的，那种对位于中国西双版纳的所谓“老家”充满遐想的怀乡症。

这是一个因民生建设加强了非主体民族的国家认同感的例子，同时，也是一个边疆“去边疆化”的例子。

在傣泐人的个案里，文化独特性削弱是个问题，但并非全然不可避免。可以想见，如果泰国政府在施行各种社会政策的同时，鼓励傣泐人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肯定他们的文化价值，结果将更臻理想。

笔者希望上述梳理有助于改变或者破除我们对待边疆的常规看法，更多地将边疆视为多元互动的场域，而不是那种结构性的、僵滞的，必须与民族和主权绑在一起，否则无以理解的区域。唯有此，才能进一步了解其多样性。

我们应该相信，多样性必包含积极的因素。对多样性的鼓励意味着对当地各民族民众的充分信任，而只有当地各民族民众感到被充分信任，边疆才有全新的开始。我们需要的是在边疆问题上开拓“新边疆”来“去边疆化”，以使我们的研究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新的突破。（限于篇幅，参考文献略）

（来源：《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