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问题”的由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学界曾多次就中国历史上的民族问题开过学术研讨会，涉及“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历史上的疆域与国家”、“民族战争与民族英雄”等。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民族识别时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作为指导性的参考，引起了一些讨论。在这些讨论中，有学者提出质疑：如果按斯大林的标准，那么汉族是不是一个民族？又有学者根据线性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民族共同体进行区分。他们按照斯大林的定义，认为民族只能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在此阶段之前的人类族体只能是“部族”或“部落”。

这一争论甚至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听了报告后指出，“科学的分析是可以的，但政治上不要去区分哪个是民族，哪个是部族或部落”。此后不久，范文澜发表了题为《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论文。此文犹如某种信号，迅速地平复关于汉是否民族的争议。

范文澜

由于民族一词在中国已然约定俗成，人们通常不会质疑该词运用于任何规模的族群性群体是否合适的问题。因党和国家施行特定的社会政策的需要，学术界对这个词展开了讨论。这类讨论深化了对于人类社群的认识。也由于这一原因，学界有人关注起民族何时形成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当时的这些讨论完全脱离了民族这样一个词汇出现和产生的历史语境。这里所说的历史语境也包括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词是外来的。众所周知，这个词是梁启超从日语里借用的。在日语里，民族指的是西文里的nation。由于汉字的特点，“民族”在中国社会迅速地被接受和运用。与当时国际政治气候相适应，虽然我国在清末民初时出现了中华民族的用法，但没有人试图把民族限制在nation的意义上。虽然孙中山、梁启超等人的讨论将民族限于nation，但在社会上人们已经未加思索地用这个词来指涉大量的非汉文化群体。

到了抗战期间，有学者试图较为严格地把这个词限制在nation的意义上。比如顾颉刚先生当年就有“中华民族是一个”之文。此文引起极大争议。费孝通先生是人类学家，很自然地争辩说，中国并非只有一个民族，持有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

但是，显然，正如费孝通晚年提到过的那样，他当时并没有考虑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提法是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侵略有关系的。换言之，其时，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入侵中国，中国人民需要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团结御敌。而当年也由于这一原因，这场争论被傅斯年运用权力强行制止。

当然，傅斯年并非否认中国的文化和民族多样性，但是他的留学背景使他觉得，在一个国家之内对此不宜提倡。今天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逆潮流而动。然而，考虑到他深谙的德意志思想统绪里那种延续自康德、赫尔德思想的文化或者族群边界必须与国家的政治边界重叠的族群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理念，我们理应对他的专断表示理解。傅斯年实际上看得比较远，深知民族主义理念携带主权在民的意涵。他一定想到一旦这些理念在社会上扩散开来，对于一个国家社会的整合未必总是产生积极的后果。

所以，从当年因“中华民族是一个”引起的争议看，实际上没人否认族群多元是中国现实，问题是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

傅斯年资料图

“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命题本身即暗指了中国是一个族群多元的国家。族群多元的事实当然与理想的民族国家构想相互矛盾。所以，从中国走向现代国家或者民族国家之日起，“民族”就成了个问题（a problem）。

有学者认为，民族本身不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盖因人们将它当作问题。但是，如果考虑到在现代性的语境里，权利意识不断地在国家公民的脑海里提升，民族成为“问题”是迟早的事。换言之，在传统国家的条件下，任何族体都是一种“自在”的存在，而只有族体成员意识到自身为有别于他者的存在之时，族体才会成为费孝通所说的“自为”或者“自觉”的存在。这种情形只可能发生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历史上的一些统治者，如蒙元统治集团和清王朝，看似理解版图内的族群多样性，但那是因为他们都是以少数统治多数，划清族别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