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学术讨论，到“政变备忘录”

《狂怒的心灵》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展示了一条完整链条：思想如何一步步进入现实政治。

书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是约翰·伊斯特曼。

他不是街头阴谋论者。

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曾担任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书记员，是正统法律精英。

但正是他，在2020年大选后撰写了那份后来臭名昭著的“政变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试图论证：副总统彭斯可以拒绝认证部分州的选举人票，从而推翻拜登胜选结果。

中国读者如果不熟悉美国制度，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奇怪。

美国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而是由“选举人团”制度决定。总统大选结束后，各州会确认选举结果，并由国会在次年1月正式认证。

伊斯特曼的理论核心，就是试图利用认证程序中的模糊空间，让副总统拥有“决定哪些州选票有效”的权力。

问题在于，美国宪法和历史实践从未赋予副总统这种权力。

甚至连很多保守派法律人士都认为，这套理论完全站不住脚。

菲尔德引用了彭斯律师与伊斯特曼的邮件争论。

律师直言不讳地说：

“你的理论根本不会在法院获胜。”

但伊斯特曼依然坚持。

而最终，2021年1月6日，支持特朗普的人群冲击美国国会大厦。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国会山事件可能更多是一场电视新闻中的政治骚乱。

但在美国政治内部，它的象征意义极大。

因为这是美国两百多年历史中极少数针对权力交接程序本身的直接冲击。

菲尔德最尖锐的批评之一，就是她认为：

部分新右翼知识分子并不是在阻止这种情绪，而是在不断为这种情绪提供理论正当性。

五、“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

如果说克莱蒙特派更多强调“美国建国传统”，那么另一批新右翼思想家，则开始直接挑战自由主义本身。

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帕特里克·德尼恩。

2018年，他出版《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迅速成为美国保守主义世界最重要的书之一。

德尼恩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但也极具冲击力：

自由主义不是“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太成功，所以必然走向失败。

他认为，自由主义不断强调个人自由、个人选择与个人权利，最终会摧毁传统共同体。

家庭会瓦解。

地方社区会衰弱。

宗教会失去影响力。

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正稳定的纽带。

最终，社会只剩下孤立个体与庞大国家机器。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批评其实并不陌生。

过去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都出现过类似讨论：

现代社会是否过于原子化？

互联网和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摧毁传统社会结构？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感到孤独、失去意义感？

也正因如此，菲尔德并没有简单否定德尼恩。

她承认，自由主义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但她认为，德尼恩的问题在于：他把自由主义描述成了一个单一、稳定、没有内部变化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德尼恩后来逐渐从学术批评走向了更激进的政治主张。

他开始强调“政权更替”，强调必须利用国家权力重新塑造社会秩序。

这意味着，新右翼已经不再满足于批评自由主义，而是开始思考：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崩溃之后，新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

六、“共同善宪政主义”：谁来定义“善”

比德尼恩更激进的，是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德里安·弗米尤勒。

他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共同善宪政主义”。

简单来说，他认为，美国宪法不应该只是限制政府权力，更应该主动塑造“良善社会”。

国家有权通过法律培养公民德性。

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强制塑造人们的行为习惯。

这一思路明显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

传统自由主义强调，国家应尽量保持中立，不替公民决定“什么是好生活”。

但弗米尤勒认为，这种中立本身就是幻想。

所有政治制度都会隐含价值判断。

既然如此，不如公开承认国家应该追求某种“共同善”。

菲尔德尤其警惕的一点，是弗米尤勒长期研究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

施米特是20世纪极具争议的政治理论家。他曾为纳粹政权服务，最著名的理论之一，就是强调政治的核心在于“敌我划分”。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它试图消灭政治冲突。

但现实中，政治永远意味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而在危机状态下，主权者必须拥有超越正常规则的权力。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维正在深刻影响部分美国右翼知识分子。

他们越来越不相信程序、协商与妥协，而是更强调政治斗争本身。

七、民族保守主义：从边缘论坛走向共和党主流

近年来，美国右翼内部最活跃的概念之一，是“民族保守主义”。

它的代表人物约拉姆·哈佐尼出生于以色列，长期研究民族国家理论。

他认为，现代世界最稳定的政治结构，不是全球化自由主义，而是拥有共同历史、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因为它总试图把同一种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民族保守主义最值得注意的，并不是理论本身，而是它的组织能力。

过去几年，“民族保守主义大会”逐渐成为美国右翼重要平台。

越来越多共和党政客、媒体人和思想家开始参加。

菲尔德特别追踪了一个变化：

最初，民族保守主义组织者还试图与白人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但几年之后，很多更激进、更极端的人物，开始陆续进入这一体系。

这种“边界不断右移”的过程，是《狂怒的心灵》中反复出现的一条主线。

原本被视为边缘观点的东西，正在逐渐进入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