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 心智观察所】

一、一场晚宴上的失控时刻

2010年夏天，美国弗吉尼亚大学。

在学校著名的柱廊俱乐部晚宴上，一群保守派知识界人士正在聚餐。席间，一位保守派教育机构高层突然开始用极其粗鄙的语言谈论时任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那种轻蔑、敌意与毫无掩饰的恶意，让坐在一旁的政治理论博士生劳拉·菲尔德感到震惊。

她后来回忆，当时自己走进洗手间，对着镜子问了一个问题：

“我到底为什么会在这里？”

多年后，她把这个瞬间写进了《狂怒的心灵》。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觉醒时刻”。因为在那之前，菲尔德其实长期身处美国保守主义知识圈内部。

她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接受训练，师从施特劳斯学派学者利昂·克雷格，后来又在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得政治理论博士学位。她熟悉美国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也熟悉那些后来进入特朗普政府的人。她的同学中，有人后来成为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体系的重要成员；她自己也长期在保守派学术环境中成长。

正因如此，《狂怒的心灵》与许多自由派媒体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完全不同。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不是站在外部进行道德谴责，而是从内部视角，追踪美国新右翼如何完成了一场思想上的激进化。

菲尔德知道这些人读什么书，崇拜哪些思想家，用什么语言互相识别，又如何一步步把原本属于学术圈、智库和小众论坛里的理论，变成现实政治中的行动纲领。

她并不认为特朗普主义只是“民粹主义情绪失控”那么简单。

相反，她认为，2016年至2024年之间，美国右翼知识界发生了一场深刻变化：原本在传统保守主义中负责约束极端主义的人，开始主动为激进政治提供理论合法性；原本自称维护美国宪政传统的人，开始系统性地为反自由主义政治寻找哲学依据。

而且，这并不是街头煽动者完成的。

恰恰相反，推动这一变化的人，大量来自哈佛、耶鲁、芝加哥大学、杜克大学、圣母大学等美国最顶尖高校。他们拥有博士学位，在大学任教，在智库担任研究员，通过播客、博客、出版、社交媒体和政策网络，不断塑造共和党的思想方向。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而言，美国政治常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割裂感：一边是高度制度化、精英化的国家机器；另一边却是越来越情绪化、极化的政治现实。

《狂怒的心灵》的价值，就在于它试图解释：这种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二、“MAGA”背后，并不只有特朗普

在中国舆论中，“MAGA”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特朗普本人。

但菲尔德提醒读者，特朗普并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思想源头。

“MAGA”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缩写，它当然来自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但在特朗普背后，其实存在一个持续数十年的思想积累过程。

这些人长期不满美国自由主义秩序。

他们认为，美国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政治共识，已经导致国家陷入衰败：传统家庭瓦解、宗教影响力下降、制造业空心化、大学左倾、媒体精英化、边境失控、全球化掏空中产阶级，美国越来越不像他们心目中的“真正美国”。

更关键的是，他们认为，自由主义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而变成了一种会不断扩张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眼里，自由主义不再容忍不同价值观，而是在不断侵蚀传统宗教、地方共同体和民族认同。

菲尔德认为，这种情绪最终汇聚成了美国新右翼。

而她对这场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对其内部派系进行了细致划分。

在很多媒体叙述中，美国右翼往往被简单概括成“特朗普派”。但事实上，新右翼内部存在复杂分层，不同派系既彼此合作，也互相竞争。

其中影响最大的，大致包括四类：克莱蒙特派、后自由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以及更激进的“硬右翼”。

三、克莱蒙特派：从“美国建国神话”到政治动员

菲尔德首先分析的是“克莱蒙特派”。

这一派系以美国加州的克莱蒙特研究所为核心。它在中国并不像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知名，但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影响极大。

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施特劳斯是德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二战前逃离欧洲，后来长期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在美国政治哲学界影响深远。施特劳斯强调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性，认为现代自由主义社会过于相对主义，缺乏共同的道德基础。

在施特劳斯之后，他的学生群体逐渐形成不同流派。其中最重要的一支，就是强调美国“建国原则”的克莱蒙特派。

这一派系认为，美国建国时期形成的政治秩序，几乎代表了现代文明最优秀的政治结构。

他们强调《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所谓“建国者精神”的神圣性，并认为后来的进步主义运动改变了美国原本的道路。

在他们看来，美国如今实际上存在“两种宪法”：

一种是建国者留下的原始美国；另一种则是罗斯福新政之后逐渐扩张的联邦行政国家。

而特朗普，则被他们视为重新夺回“真正美国”的机会。

菲尔德书中反复提到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93号航班选举》。

2016年总统大选前夕，保守派思想家迈克尔·安东匿名发表这篇文章，将特朗普竞选比作“9·11事件中被劫持的93号航班”。

迈克尔·安东

中国读者可能需要一点背景。

2001年“9·11”恐怖袭击中，被劫持的93号航班并没有撞向目标。机上乘客意识到飞机可能将被用于袭击，于是集体冲向驾驶舱反抗，最终飞机坠毁，乘客全部遇难。

在美国保守派叙事中，这架飞机长期象征“绝境中的最后反抗”。

安东在文章中说，2016年美国已经到了类似时刻：

如果右翼不“冲进驾驶舱”，美国就会彻底毁灭。

哪怕特朗普很糟糕，也必须支持他。

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特朗普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宣言之一。因为它第一次系统性地把美国政治描述成一种“生死存亡状态”。

在这种逻辑里，传统规则已经不再重要。如果国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那么非常手段也就变得合理。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想后来一路延伸，最终进入了2020年大选争议和“国会山事件”的政治逻辑。

她尤其注意到克莱蒙特派内部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他们越来越相信，真正的“真理”只掌握在少数精英手中。

这种思维本来来自施特劳斯学派的“隐微写作”传统。施特劳斯认为，古代思想家在政治高压环境中，经常会把真正观点隐藏在文本深处，只让少数有能力的人读懂。

但到了特朗普时代，这种思维逐渐演变成一种对“隐藏真相”的执迷。

菲尔德认为，这也是为什么部分新右翼知识分子后来极易滑向阴谋论。从“深层政府”到“大替代论”，再到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说法，其实都共享一种思维结构：

真正的权力和真相被隐藏了，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表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