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量的管理。

刘元春：对。通过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论文来凸显科创成绩，但其中是否真的有一些原始创新？能不能从论文转化成科技创新？能不能从科技创新转化成产业升级，转化成一种有效的商业模式？这里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随着中国科技的进步以及评价体系的改革，我们必定会进入到以质量取胜的新阶段，但是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虽然量的增长也是一种进步，但如果能从量的增长过渡到质与量有机结合的增长会更好。我们希望在“十五五”时期，中国的科创成绩能在质和量上都有突破。要实现这种突破，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要全面加强基础研发的投入。202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超过3.6万亿元，按照我们目前的估计，即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速达到7%-8%，到2035年，我们研发的总盘子可能就会超过9万亿的规模，研发投入强度可能会超过3%，这个水平很高了。

但是，目前中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总研发经费的比重还没有超过7%，只有6.91%左右，美国已经达到17%，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达到15%。我们更多投入在应用开发层面。

如何使全社会的资金真正投到基础研发，投入到0到1的原始的具有颠覆性的研发上，这需要一个过程，更需要有一套保障体系和价值引领体系。基础研究更多是一种公共品，大量资源投入其中，很难马上转化成私人收益，因此很多企业不愿意进行基础研发。

国家如何根据产业的进步，根据大企业、龙头企业的布局，让他们具有内生动力投入基础研发，这是一个很重要制度安排。同时，国家要在高等教育、研发体系等方面加强基础研究，而不是过多地借助于立刻能进行转化的技术。这就要求一种更超脱的精神了，而不是简单的功利性目标。这点很重要。

只有具备有质有量的基础研发，我们的转化率才能真正的提升。转化率太低是当前我们在科创中的一个短板，很多人认为我们的转化体系有问题，但实际上就像很多科学家讲的，你没有可转化的技术，转化率当然就很低了。提高基础研发的投入，提高基础研发的质量，是我们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关键。

2025年11月，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 东方IC

第二，需要对转化体系进行深化改革。过去十年，我们在评价体系、利益共享机制等方面已经做了重大改革，让转化的收益成本有利于专利发明者，从而大大提高了转化率。下一步，我们还要进一步去推动。

除了把上述几条做好，我们还需要戒骄戒躁，不要太急。中国式现代化是阶梯式前进的历史进程，中国要从原来的跟随向并跑、领跑这样的阶段转换，这也是有一个过程的。中国教育体系、科技体系、创新体系、产业体系的改革，也要根据时代的核心问题、主要矛盾来持续构建。

王慧：您刚刚提到，我们的转化体系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很多优化，未来五年，我们还可以做哪些改革，激励更多的科研从业者，尤其是年轻的科研人员积极投入其中？

刘元春：传统的体系很强调论资排辈，一些大型的科研机构还形成了固化的利益体系，很多年轻人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施展他们的创新才能。因此，我们要通过一些孵化器，通过一些灵活的创新，使更多年轻人在创新的基础设施和资金的可获得性上有全面的提升。这样就会使那些有天赋的年轻人真正投入到创新体系中。

以美国为例，他们的一些创新天才和企业家，没有读完大学就进入到创新的行列里面，并且很成功。那我们的教育体系能不能容忍年轻人不读完书就去创业呢？

王慧：现在也有很多人不读完书就去创业。

刘元春：关键是他创业失败之后还能回来读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安排。你不读书，没人管你，但是你想再读书，这就很难了。所以能不能形成一种开放体系，让学制乃至专业都是弹性的，这样就能使一些天才型创新人才从传统的、整齐划一的体系中脱颖而出。这是一点。

第二点，我们能不能为年轻人创新创业更灵活地提供基础性设施？过去，我们的确通过一些孵化器、产业园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但这种效果的可持续性比较差，有些地方又开始荒废了。这种园区经济实际上也需要一个风投体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新型风投体系？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