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一定是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互结合。

中国自“十二五”以来，经过了三个五年规划，为什么能够打造出一个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雏形？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在科创体系上形成了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有机融合的态势。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深圳模式、合肥模式、杭州模式、上海模式、北京模式，无一例外会看到，政府首先要承担在科创中提供大量公共品的角色。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中有大量具有外部性和规模经济的要素，这些要素会产生大量的市场失灵，这个时候政府就要进行补位。在补位过程中，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要提供基础研发；第二，要提供耐心资本；第三，要提供有利于创新的软基础设施。

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下，我们在提供基础公共品方面做得很好，比如科技人才的培育、国家实验室的建立，以及一些大的科创设施和设备等方面。这些年，在学习欧美先进科创经验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对资本市场的建立，特别是在科技金融体系的构建上，搭建了一整套的新的制度、新的体系，不仅有以市场为导向的VC/PE（风险投资与私募股权投资），同时也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商业银行为创新提供各种融资。

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过创新基金、产业引导基金等政府型的科创基金的设立，为整个社会提供耐心资本。这些耐心资本不仅突破了传统产业政策的补贴模式，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基金与市场基金相结合，形成新型合伙制，为一些创新主体提供耐心资本，从而有利于这些科技人员成功地将一些科技创新推进下去，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相互融合，形成有效的可持续发展的动力。这是中国掌握的一个很重要的砝码，即在科技创新方面，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之间的结合形成了有效的耐心资本，全力助力中国金融体系“四链”的融合。

王慧：您刚刚提到，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科创基金为社会提供耐心资本。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也有一些围绕国资创投容错率的讨论，如果政府投资基金基于只能赚不能赔考量，那怎么能算耐心资本？怎么能算风险投资呢？

刘元春：的确，这就需要我们打破各种传统思维的约束。在科创领域，国有资本必须要有容错机制，允许创新的失败，同时要有与市场相融的新型激励体系和约束体系，防止政府失灵。

2024年2月，成都迈科康生物宣布完成近3亿元的C轮融资，由深创投制造业转型升级新材料基金独家投资。 东方IC

这方面其实我们已经走出很多新路了。比如深创投，它已经克服了传统国有资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魔咒，是允许失败的。它不仅仅是对单一项目的考核，更是对项目包的考核；也不仅仅是年度考核，而是对全周期的考核。同时，它也不仅仅是自有资金的投入，还跟一些私人资本、员工跟投，形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

国家能不能创新？国有资本能不能成为耐心资本？更多依赖于制度的创新以及观念的更新。很多地方政府、地方国企、国资委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好的样板，包括杭州模式，政府在这样的模式中，根本不会妨碍企业的经营。当然，它也会出现一些投资失败的情况，但为什么最终能成功？一定是有一套相应的管理体系。又怎么防止国有资本的流失？其中也有一整套国有引导基金激励约束体系，这些激励约束体系根据现代科创的新规律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

我认为学界要加强对成功案例的深度研究，提炼出一些新的模式，特别是新的可复制的模式，让各地在提供耐心资本、“募、投、管、退”等环节形成一套合理的新制度安排。

王慧：这种制度安排更加完善之后，国有资本“投早投小”就会更加顺畅。

刘元春：对。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政府与私人（资本）之间的比重是什么关系？可能会随着环境和时代的变化发生一些动态调整，这的确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的探索。

王慧：《建议》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原始创新是一个从0到1的过程，基础研究是它的重要抓手。目前在基础研究方面有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国家现在在高水平国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世界第一了，但是平均每篇论文的被引次数还不是很高，科技成果转化率也还不是很高。您觉得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刘元春：第一，中国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依然是一个新生，是后来者。我们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间注重专利，注重发论文，这是一个国家发展科创早期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管理方式，也是在早期发展中最有效的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