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郝晓赛】

大家好，我叫郝晓赛，来自北京建筑大学。因为在当老师之前我在设计院里工作过一段时间，设计了很多家医院建筑，所以我经常自称为“医疗建筑师”。

“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这个题目是一席给我定的。其实我内心对这个题目是很抵触的，因为在医疗建筑领域，我们有像黄锡璆博士、孟建民院士这样优秀的前辈，他们不仅设计了大量的很好用的医院建筑，而且还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技术图纸完全公开。

跟他们相比，我做的工作微不足道，所以让我站在这向大家讲什么是好的医疗建筑，我其实是很忐忑的。我想说明的是，今天我在这儿只是分享我自己在设计研究中对医疗建筑的一些想法、一些感悟，跟大家交流。

医院建筑的历史

这张图片是17年前SARS爆发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中间那位男士就是黄锡璆博士，他是小汤山医院的总建筑师。SARS之后，这个医院的图纸被收藏在首都博物馆，作为历史事件封存了起来。没想到17年之后，这个医院的图纸再次被使用了。

不管是小汤山医院，还是火神山、雷神山医院，这种应急传染病医院的建造，实际上是人类在无数次与传染病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很传统的做法。也就是说，把传染病患在远离健康人群的地方集中收治起来，只不过跟古代相比，我们当代的医疗技术发达了，我们还能通过建筑设计，尽力地去为医护人员提供一个零感染的安全的工作环境。

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说过，传染病先于人类存在，并将与人类永久共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真的需要思考一下，未来的生活怎样，未来的医院建设是怎样的。

来看看我们国家医院建筑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近现代医院建筑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在清末民初国门洞开的时候，随着医务传教以及西学东渐，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大批由外国人建造的医院建筑。

北京协和医院（1919-1921）

武昌同仁医院（1916-1918）

北京协和医院和武昌同仁医院都是西方人建造的，这种医院叫“南丁格尔模式”。在西方，最早的医院是宗教设施的附属设施，这种医院会围绕着宗教仪式的需求进行空间的布局。

后来是怎么改变的呢？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有这么两家医院，第一家战地医院，它的伤病员的致死率高达42.7%，通过工程师的精心设计之后，比如说建筑物自然通风效果更好，可以提供更新鲜的空气，扩大床间距等等措施之后，病患的致死率下降到了3%。

英国著名的护士南丁格尔参与了这场战争的伤病员的救治工作，她把自己的观察总结写成了一本书。之后，她对医院建筑设计的观点被传播开来，影响了一批医院的建设，这种医院建设的模式被后来人称为南丁格尔式医院，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南丁格尔式医院回应了卫生需求，医院建筑由此摆脱了宗教附属设施的身份，发展成一种独立的建筑类型。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对于综合医院建筑来说，随着医院不断地经营，它的不同科室是有萎缩，或者是有发展的。拿上次的SARS来说，在SARS中我们需要建发热门诊，而这次新冠肺炎时期，在发热门诊中还需要建方舱CT。在观察到综合医院的这种现象之后，英国建筑师John Weeks提出了“机变建筑”这种设计理论。

“机变建筑” （Indeterminate Acrhitecture）

通过一条长而宽的主要的通廊，把建筑物孤立的各个功能部门连接起来，同时，在中间又留下很多松散的可以自由生长的空隙。

这样在医院建筑加建的时候，就可以把相邻的功能部门就近布置，而不是见缝插针。不然长年累月地积累下来，可能同一个功能部门分布在两栋相距甚远的建筑中，就会为医护人员以及病患相互的交通带来很多麻烦。

在John Weeks看来，完整的理性的形式是建筑学的需求，而不是医院的需求。所以这个医院建筑，John Weeks的这个设计作品，它在建筑设计堆里看上去毫不起眼，没有正立面，但是它因为回应了医院“生长与发展”的本质需求，成了影响一代建筑作品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诺斯威克公园医院，伦敦，1966-70

不管是南丁格尔式医院，还是John Weeks的“机变建筑”，我们都能看出，这类医院建筑创造性的方式方法，解决的是很多医院面临的普遍性问题，由此影响了医院建筑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