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汪英伦】

当我们打开淘宝或亚马逊时，常常会产生一种置身于传统市场的错觉：买卖双方、价格机制与商业竞争——这些我们熟悉的市场元素似乎一应俱全。然而，以前希腊财政部长、经济学家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为代表的学者指出，与传统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型不同，平台算法的核心任务不再是寻找市场的价格均衡点，而是像中世纪的封建领主一样，向发生在其“领地”上的每一笔交易强制征收“过路费”。

瓦鲁法基斯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

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

技术封建主义之所以不同于传统垄断，并不在于平台企业单纯“更大”或“更贪婪”，而在于它们控制的不再只是某种商品，而是交易、表达、劳动与身份进入社会循环所必须经过的入口。

传统资本家通过生产商品获取利润；平台领主则通过控制基础设施抽取租金。商家不是简单地在亚马逊上销售商品，而是在亚马逊规定的可见性、佣金、物流与评价体系中求生；司机不是简单地使用滴滴或优步接单，而是在算法定价、评分制度和派单逻辑中被重新组织为可调度的劳动单元；普通用户也不是单纯消费内容，而是在每一次点击、停留和滑动中为平台训练推荐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平台并不是市场中的一个普通参与者，而是决定谁能进入市场、如何被看见、按什么规则交易的准制度性入口。

过去十年间，美国对谷歌和Meta发起各种反垄断诉讼；欧盟接连通过《数字市场法》《数字服务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构筑起全球最严格的合规壁垒；加州落地了北美最严苛的隐私保护制度；韩国立法强制开放应用商店支付通道；国会听证会上对扎克伯格、贝佐斯、皮查伊的轮番质询足以剪辑成几小时的精彩片段……

这些监管努力虽然改变了平台的一些行为边界，却并未逆转平台权力继续基础设施化、准主权化的趋势。无论以哪一项指标衡量——市场份额、定价权、对供应链的支配力，乃至重塑公共舆论的能力——这些平台帝国都比十年前更加强大。

为什么在政治制度差异巨大的世界各地，遏制技术封建主义崛起的努力呈现出如此惊人一致的失败？

谈及监管为何总是失效，人们通常会将其归咎于“监管俘获”（regulatory capture, 即监管机构反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或是政客们缺乏真正的改革意愿。这种解释过于轻巧。

从左到右依次为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

真正的原因是，我们至今仍在徒劳地挥舞着一套源自十八世纪的政治工具箱——幻想着以“自由市场”为博弈底座、以“主权国家”为裁判主体、以“公民社会”为制衡杠杆——试图去规训一个早已超越市场范畴、甚至反向寄生于国家肌理之中的全新利维坦。

本文将论证两点。其一，算法决定哪些企业能够存活、哪些劳动者能够获得工作、哪些观点能够进入公众视野，它已实质性地构成了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所定义的“社会基本结构”，却完全游离于基本结构本应承受的公共正当性审查之外。其二，与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不同——后者至少还有教会、行会与自由城邦作为拥有独立合法性的制衡力量——技术封建主义内部并不存在任何能够约束“云端领主”的异质权威。这两个结构性缺陷互为表里，共同解释了为什么传统工具的修补屡试屡败。

政治哲学危机

（一）作为社会基本结构的算法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在《正义论》中将“基本结构”定义为那些在全社会范围内分配基本权利、机会与人生前景的核心制度网络——宪法、法律体系以及宏观经济体制皆属此类。

罗尔斯认为，这些基本结构必须接受严格的公共正当性拷问，因为它们从根本上塑造了公民一生的命运轨迹，且没有任何人可以选择退出。这些基本机构的核心法则必须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公民（甚至那些既定规则下的输家）都能心悦诚服地接受的条款之上。

约翰·罗尔斯 (John Rawls)

技术封建主义彻底颠覆了基本结构。一家小微企业能否存活，越来越取决于谷歌的搜索排名黑箱；哪些求职者能斩获体面工作，深受领英（LinkedIn）匹配算法及其衍生筛选机制的左右；青少年如何认知自我与世界，不过是TikTok推荐引擎的一面镜子；而选民在投票前所处的政治信息环境，则是经由Meta的分发决策精心过滤的结果。

无论以何种功能性标准来衡量——塑造人生机遇、塑造公民品格、还是框定社会的信息穹顶——这些数字系统都已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基本结构的一部分。

然而，与之匹配的公共正当性约束却彻底缺位。

宪法是经由公开辩论起草并经民主程序批准的；法律体系由必须以书面形式阐明法理依据的法官来执行；即便是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基本导向也必须接受公共舆论的商议。

但算法绝非如此。它们唯一的优化目标是私营企业的商业指标；它们可以不作任何预警地肆意更改规则，且无需向任何公众交代。

当YouTube修改其变现规则时，其引发的地震足以摧毁数百万创作者的生计，但这种改变仅仅是一纸单方面的“昭告天下”，而非一场公共辩论的结果。这些如今深度支配现代生活核心特征的基础设施，已然完全挣脱了自由民主社会在面对同等权力的公共制度时所必然施加的合法性枷锁。

也许有人会反驳：科技平台再怎么一手遮天，毕竟没有国家机器的执法权；没人拿枪逼着你用亚马逊或微信。

这种说辞是对现代权力的严重误读。压迫不一定伴随着暴力。在2026年，真正的“强制”根本不需要真枪实弹，只需要锁死你的人生选项就足够了。科技巨头没有枪，但他们已经变成了你别无选择的生存底座。

试想一下，今天“退出平台”的真实代价是什么？对商家而言是直接出局，对个人而言则是社会性死亡。所有可行的替代方案早已被寡头们斩草除根，现代生活最基础的呼吸吐纳，都已被它们全面接掌。

（二）制衡性权威的消亡

在后世的刻板印象中，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往往被描绘成一个领主大权独揽、为所欲为的黑暗时代。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世纪当然不是自由社会，也不值得浪漫化；但它至少不是一个由单一产权逻辑彻底吞并全部社会空间的世界。中世纪的领主实际上身处一个充斥着强大制衡机构的权力网络之中。

这个权力网络的核心是教会——它拥有独立的教会法体系、专属法庭、超越任何世俗君主的合法性叙事，以及对普通信众甚至领主本人的惩戒权。在当时，领主可能会遭遇绝罚；不堪重负的农奴可以逃入修道院寻求政治庇护；而那些拥有自治特权的自由城邦和行会，也提供了与之抗衡的平行司法管辖权。

谷歌、Meta、亚马逊等公司被描绘成穿着中世纪服饰的统治者。

这些抗衡机构有自主的人才输送渠道，让权力能够在无领主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代际交接；独立的资源储备，使其能够在无领主施恩的情况下完成日常运转；不植根于世俗权力的神权叙事；最重要的是，一套完备的思想论述框架，来提供一套完全不同于领主话语体系的权力分配机制。

以上这些权力反制的结构性基石，均不适用于技术封建主义。

现代社会中，那些本有望充当制衡力量的候选者——大学、新闻媒体、专业协会、宗教团体与公民社会组织——已经丧失了上述一项或多项前提，因为它们自身深度依赖平台底层基建。大学的学术传播仰仗平台控制的数据流；传统媒体不得不跪求平台的流量以苟延残喘；公民社会团体则严重依赖平台的通信网络进行动员。

在这个数字世界里，既不存在“代码界的教会法”，也不存在数字难民的庇护所。一个惨遭封杀的创作者无处申冤，因为根本不存在平行的司法管辖区；一个被亚马逊算法绞杀的小微企业也无处申诉不公，因为没有任何替代性权威有能力约束亚马逊的霸权。

放眼望去，唯一剩下的制衡候选者，似乎只剩下手握反垄断法、监管大权与法院的国家了。

可悲的是，现代国家在结构上早已沦为它本应监管的对象的附庸。民主选举的基础设施，部分寄生于科技巨头持有的云服务之上；国家应对紧急状态的公共通讯，高度依赖社交平台的触达率；金融监管机构甚至手忙脚乱地应对着将发钞权实质性外包给私人稳定币发行商（其中不乏与硅谷大厂关系暧昧者）的离谱现实。

中世纪的国王尚且能与主教在谈判桌上分庭抗礼；而今天的国家机器，却只能在一个影响力日渐萎缩的尴尬位置上，去与科技高管们讨价还价。

或许有人会反驳：以上判断未免太过偏颇。比如，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数字市场法（DMA）》《数字服务法（DSA）》在合规层面切实约束了平台行为。

这些干预当然不能视而不见，但它们并不是结构性反制。GDPR实施多年后，最大的获益者恰恰是它本应削弱的巨头，因为只有谷歌和Meta这种规模的公司才负担得起法案要求的庞大合规团队，无数中小竞争者反而被合规高墙挤出市场；DMA将平台正式归类为“守门人”（gatekeeper），这一术语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承认，换句话说，欧盟并未打破这套封建结构，它只是为领主颁发了官方营业执照，再附上一份行为守则；DSA则对真正决定平台权力的算法基建与产权结构毫无触及。这些立法皆有其价值，但它们更像是给一头巨兽套上几条银项圈，并没有收回它的爪牙。

对另外一些“以强权遏制资本”的国家来说，虽然科技寡头的政治话语权能够被最高层的命令瞬间消减，但这种操作并不是法治约束，无法被民主国家照搬。

算法的为所欲为与制衡力量的全面溃败，实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共同指向了现代社会一个致命的盲区：在资本主义的演进中，我们无意间将人类社会原本多元的权力来源，彻底降维成了唯一的硬通货——私有财产权。

回望中世纪，封建领主之所以无法一手遮天，是因为制衡他们的力量扎根于完全不同的权力土壤。教皇能让世俗君主屈服，是因为神权与王权互不买账。权力之间想要真正互相监督制约，关键在于它们必须按照各自独立的方式去运转。

然而在今天，科技巨头只要祭出“私营企业”和“商业资产”的大旗，就能名正言顺地将算法包装成不容侵犯的私有财产。当他们用商业逻辑为自己的算法独裁辩护时，我们找不到任何能够跳出“产权”、“市场规律”框架的异质权力，去约束这些云端上的新主宰。

无论是挥舞反垄断大棒、举行国会听证，还是呼吁算法透明，这些举措都天真地建立在一个幻觉之上，即认为我们还有一个能把控全局的主权国家，以及一个拥有独立发声渠道的公民社会。

但残酷的现实是，选举、舆论、乃至监管机构自身的日常运转，都已经寄生在科技巨头提供的基础设施之上。这是技术封建主义最彻底的胜利：它摧毁了我们可能制衡它的可能性。

只要国家和公众依然在结构上依赖巨头的基础设施（必须通过他们的地盘来生活），任何试图用传统法律和政策去撼动巨头根本权力的行为，都注定是隔靴搔痒。在一个连“公共空间”都被私有化了的世界里，原有的公共权力早已失去了对抗资本的支点。

毕竟，你不可能用房客的规则，去褫夺房东的领地。

技术封建主义阶层图谱

技术封建主义下的权力结构并不只是抽象地存在于平台、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它还把每一个社会成员重新安置到不同的依附位置中。技术封建主义的真正狡猾之处，正在于它既制造了森严的等级秩序，又让大多数人无法稳定地识别自己究竟属于哪个阶层。

技术封建主义的权力格局中大致有四个生态位；而荒诞的是，大多数人一天内，往往会同时穿梭于这几个位置之间。

图名为“云端领主：我们是公民还是数字农奴？”

高居金字塔塔尖的，是“云端领主”（Cloud Lords）。这些名字我们耳熟能详：杰夫·贝佐斯、马克·扎克伯格、埃隆·马斯克，以及腾讯和阿里的创始人们。世人习惯为他们冠以“企业家”的头衔，若是仅从他们创办了公司的技术动作来看，这固然没错。然而，他们如今财富呈指数级增长的源泉，早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式创新，而是对他人开展业务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的绝对掌控。这越来越接近一个食利者 (rentier）位置，而不再只是生产者或创新者的角色。

屈居领主之下的，是瓦鲁法基斯所定义的“附庸资本家”（Vassal Capitalists）。他们是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者——亚马逊上的第三方卖家、独立应用开发者、依赖外卖平台的餐厅老板，以及仰赖谷歌和Meta分发流量的媒体机构。表面上看，他们保留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切躯壳：自持库存、雇佣员工、承担着实打实的商业风险。但他们所丧失的，是曾经与“所有权”深度绑定的自主权。他们的商品曝光度由平台的黑箱算法生杀予夺；他们的利润空间被名目繁多的抽成不断压榨，各项费用叠加可能吞噬掉两成甚至近半的营收；更致命的是，他们触达客户的渠道随时可能被单方面切断，且无从申诉。他们依然在苦心经营企业，但每一次决策都必须仰人鼻息。

处于附庸底部的，是“云无产阶级”（Cloud Proletariat）。对这些劳动者发号施令的不再是人类主管，而是冷冰冰的代码。在亚马逊的庞大仓库里，拣货员的每一个动作都被精确到秒，目标速率由算法实时重算，任何基层经理都无权干预；滴滴司机的报酬被他们根本无法理解的动态定价引擎随意支配，其职业命运悬于乘客评分；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等待算法派单的外卖骑手。历史上从来不乏处于边缘的弱势劳工，但“算法规训”却是一种恐怖的新事物：它实现了一种全天候、颗粒度极高且毫无讨价还价余地的监视，因为在系统的另一端，根本不存在一个你可以与之谈判的实体。

第四个阶级最为普遍，但大多数人身处其中而不自知。瓦鲁法基斯称之为“云农奴”（Cloud Serfs），也就是我们这群“其余的人”——每一个用自身无偿的数字足迹，为巨头训练算法源源不断提供数据的人。你在屏幕上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滑动、深夜向聊天机器人抛出的每一个问题，从一种扩展的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看，皆可被视为劳动。

荷兰画家希罗尼穆斯·波希（Hieronymus Bosch）创作的三联油画《干草车》（The Haywain Triptych）

中世纪的农奴至少对剥削规则心知肚明：上缴部分收成，换取土地的耕作权与领主的安全庇护。而如今的云农奴，仅仅换取了一些免费应用的“使用权”，代价却是永无止境地为一座自己永远无法染指的资本池充当原材料生产者。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一种经济体制，能将人们的“闲暇时间”如此大规模地转化为无偿的生产力。

在发达的现代经济体中，大多数人常常身兼数职，身份极其割裂。一个在淘宝上售卖手工艺品、周末开滴滴补贴家用、深夜又在抖音上狂刷短视频的小企业主，便在同一天内无缝切换于附庸资本家、云无产阶级和云农奴之间。

当那些本该联合起来反抗的人们，连自身的阶级属性都难以确认时，任何成规模的社会反抗运动都会胎死腹中。这是技术封建主义最高明的地方：它缔造了一个森严的阶级堡垒，却让所有人对它的存在浑然不觉。

心灵暗网与政治反噬

一个以榨取人类“注意力地租”为最高法则的系统，绝不可能让注意力本身安然无恙。前文所述的数字霸权不仅在重组经济，更在对人类的心理机制与政治生态进行基因级别的改造。

算法发展到今天，我们不能再天真地认为观点极化和刷视频成瘾仅仅是那种靠内容审核就能解决的副作用。这些病征是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功能的显化。所谓的内容审核，不过是试图用创可贴去掩盖系统性的器官衰竭。

算法正在反转人类与广告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广告牌是死物，它只是被动地等待你瞥过一眼；但算法是活的，它能通过你每一次的滑动、停留、点击，不断测绘和校准你的欲望版图。

黑格尔曾提出著名的“主奴辩证法”(Master-Slave Dialectic)：奴隶通过劳动改造世界，最终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而高高在上的主人因为不事生产，反而陷入了空虚与对奴隶的依赖。

图片右侧为黑格尔，图片左侧反映了“三角贸易”场景。

但在算法时代，这条弧线被彻底颠倒了：作为“奴隶”的用户在屏幕前不断劳动（生产数据、贡献行为），但这种劳动并没有让我们获得自我意识，反而让机器（算法）的心智变得日益丰满与狡黠，而人类自己则退化成了受冲动支配的反射神经元。

这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笔下那种“工人与自己制造的商品相异化”的古典悲剧。这是一种对人类内在精神的直接征用——资本不再满足于剥夺你的剩余价值，它开始把你的潜意识本身当作廉价的原材料，抽干之后，再将排泄物灌回你的脑海。

生存在这样一个被彻底数字化的世界里，其心理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福柯曾用“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来描绘权力的运作——囚犯因为不知道自己何时被监视，从而产生了深度的自我规训。但在算法的监控网里，你非常清楚自己正在被全天候地凝视，被不断拆解为几万个可变现的标签。人在统计学上被剥得一丝不挂，但在人性的层面上却被彻底无视。 硅谷大佬们口口声声吹嘘的所谓“用户参与度”（Engagement），不过是用一套温文尔雅的黑话，来掩饰“成瘾性行为劫持”的暴力本质。

这套逻辑不仅吞噬用户，也同样在吞噬平台自身。作家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用“平台烂化”（Enshittification）描述这种趋势。

所有的巨头都是披着“屠龙勇士”的外衣起家的：早期的谷歌搜索一针见血，早期的亚马逊让小卖家雨露均沾，早期的Facebook真的是为了让你找到老友。但这种科技蜜月期根本不是科技向善的证明，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培养用户对平台的依赖性。一旦数字地主的围墙高高筑起，一旦用户“退出平台”的代价飙升到等同于社会性死亡，捕鼠夹便轰然闭合。

此时，谷歌搜索填满了竞价排名的垃圾推广结果，亚马逊用流量霸权绞杀曾经的伙伴，Facebook的信息流变成了挑逗你神经的电子饲料。从这个角度看，平台烂化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收网”——早期的免费是诱饵，后期的堕落则是封建领主开始粗暴地收缴地租。

这套系统最高效的收割物，是社会的“情绪烈度”，而这直接引爆了现代民主的生存危机。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曾设想，民主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一个充满“交往理性”的公共领域之上。在那里，公民们心平气和地辩论，为了寻求共识而非为了彻底斗倒对方。但算法的商业模式彻底摧毁了这种理性的生境。

无数研究早已证明：愤怒、仇恨与道德义愤，是最高效的流量春药。为了最大化注意力，算法必然会把整个社会的信息环境，引向最极化、最撕裂的深渊。这被社会学家称为“算法隔离”——每个人困在只回荡着愤怒与偏见的信息茧房中，真实的人际纽带和人与人之间的理解被彻底切断。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当这套算法逻辑与前文所述的经济压榨相结合时，便结出了最致命的政治恶果。瓦鲁法基斯甚至估算，技术封建主义已经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循环中抽走相当于GDP近四成的价值；这个数字即便存在争议，也足以说明他关切的核心：平台租金已不再是边缘费用，而是宏观经济中的结构性漏斗。

当实体经济停滞、阶层跃升通道锁死时，大众的经济怨愤必然沸腾。经济上的不满，辅以被观点极化而彻底切断了社会纽带的大众——用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的话说，这种组合是极权政治的最佳温床。

技术封建主义先在经济上剥夺你的财富，让你充满无力感；接着在数字空间里将你算法隔离，切断你与他人的真实联结；最后，再用精准推送的煽动性言论，点燃你的怒火。曾经，工人们可以通过工会或公民结社来理性地表达抗争；如今，他们只能像孤独的困兽一样，在平台上发泄愤怒，而平台则对其中最极端、最反智的咆哮给予流量重赏。

因此，技术封建主义为今天席卷全球的右倾民粹浪潮提供了一套前所未有的情绪基建。它把经济怨愤转译成可传播的愤怒，把身份焦虑包装成可点击的敌意，再把最极端的表达推送给最容易被点燃的人群。

当然，技术封建主义并非唯一解释如今全球政治生态的原因。去工业化引发的产业空洞、移民议题激起的身份焦虑、围绕性别与种族展开的文化战争、对传统政治建制的普遍幻灭——任何一项都足以独立写出几本厚书，也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塑造着当下的政治。但技术封建主义是超过这些直接导火索的、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它为其它所有因素提供了进入主流叙事的基础设施。

去工业化的痛苦古已有之，但只有当算法把这种痛苦实时翻译成情绪流量、并定向投送给最易被点燃的人群时，它才能在几个月内动员出一场政治海啸；移民焦虑无论真假，过去也要经过报纸编辑、电视主持与社区组织的层层过滤，如今却能绕开一切中介，直接以最具煽动性的版本灌入选民的视网膜。

换言之，其他因素提供了燃料，而技术封建主义则决定哪些火星会被放大成燎原之势，哪些会被埋葬，以及谁能从这场大火里获益。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英伦如是说”，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