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如果结合您现在主要工作，倾力负责译文纪实丛书，这套书的大多是国外引进翻译，绝大部分是人文社科或自然类选题，从媒体的角度来看，有些选题或案例似乎是过去比较长时间了，那么作为纪实性作品，它怎么去呼应当下社会的需求？

张吉人：其实我们在做译文纪实丛书时，反而不会把时效性放在首要考虑，这是图书的一个特点。当然，有些书可以紧跟潮流，比如ChatGPT出来后，市面也随之出版相关书籍。

但我们做图书，要考虑一个问题，图书的内容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否则看一本书跟看一篇公众号文章的区别在哪里？同时，图书提供的信息是结构性的，这也跟单篇的公众号文章存在巨大差别，一本书论述的事物、对整个事实或真相的描写，是立体的，因为书的篇幅和产生过程，跟它本身的结构化思维相关。

所以，我们在策划选题的时候，不会跟着时下热点去做，可能要看得更远一点，要观察总结一些趋势性的东西。

比如这套书里面有一个系列是关于日本社会的，我们做《无缘社会》这本书的时候是2013年，当时国内对这个话题的讨论非常少，但在日本是进行时，这些发达国家正在经历的状态，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未来的趋势。

把这类书籍引进来，虽然当下国内没人讨论，但问题可能已经存在，只是尚未成为“显学”，而读者对这种趋势性的东西其实是有阅读需求的，他们想了解个中缘由。编辑做策划时，要对趋势有自己的判断，这个趋势一定是揭示人类社会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再比如，2016年我们出版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其实这本书早在1997年就出版了，2005年国内一家出版社出了中文版，但后续没有太大反响。

直到2014到2016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大陆重新暴发，成了一个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危机，这时《血疫》又在欧美图书销售榜上榜了。那时我已经重新买了版权引进，书也差不多做好了，正好在这期间出版了。其实英文原版就卖得不错，大概出版后5年印了将近10万册，后来因为疫情暴发又再次重印，社科图书能到这个印量算非常厉害了。

这个选题就是对趋势的判断，我当时的观点是病毒、流行病与人的关系极其密切，回顾人类历史上每次发生大型公卫事件，都会对人类造成巨大影响，而且反复出现。埃博拉是一个所谓的新发现病毒，进入21世纪后，这类新发现病毒出现频率越来越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环境问题，本来这些病毒可能在非洲原始森林，但现在非洲大陆的开发速度相当快，与世界各地的往来更密集，一旦人类开始开发这些原始地带，破坏生物多样性，不经意间接触到这些病毒，并通过人口流动在当地乃至全世界传播，只需一个航班，24小时，就可以达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以，这些话题一定是长青的。

图片来源@上海译文社科编辑室

观察者网：我注意到纪实丛书里面有一个系列就是跟环境有关。

张吉人：对，自然与人系列，2015年最先出版的4本都跟环保有关。但那时候环保类书籍很难卖，大家都知道《寂静的春天》这本名作，但就我们了解到的数据，这本书的销售量非常一般，和它的经典著作地位根本不相干。

但当时我们觉得环境保护、自然与人的关系是趋势性话题，应该要做，不要过于考虑销量问题，重要的是有责任去传播相关知识。现在看来，结果还不错，最早出版的4本书，其中一本《最后的熊猫》是关于动物保护的，这几年大家对熊猫非常关注，这本书也跟着火了起来。

有些话题虽然不是永恒的，但至少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是恒定的，它会周期性地变成所谓社会热点，那么出版人就要做好准备。同样的话题有很多文本，你要做的是挑一个好的版本，一旦碰到这类话题，重新拿出来，不用特意做很多推广，自然而然就会受到广泛关注。

·“何伟现象”的起与落

观察者网：您负责的译文纪实丛书至今有十余年了，您在很多对话中都提过最早是怎么做起来的，最知名的就是本世纪10年代红遍中国的何伟“中国三部曲”，当然也带起了非虚构写作的风潮。今天就不再赘述您是怎么考虑引进何伟著作的，而是想站在“何伟现象”似乎慢慢在中国退潮的当下，您作为编辑怎么看待这十年间“何伟现象”在中国的起落变化？这个变化对您继续出版非虚构作品会产生新的定位吗？

张吉人：何伟的《寻路中国》是2011年出版，紧接着2012年出版《江城》，到2014年推出《奇石》。

首先就是所谓的非虚构写作（non-fiction），何伟的著作在国内带起了非虚构热，以前中国读者对这个概念是不了解的。10年过去了，这方面的进步是比较大的。

其次，从何伟的著作起步，我们规划了译文纪实这套丛书，当时定“纪实”这个名字是觉得可能国内读者对非虚构概念不熟悉，但一说纪实文学都知道。现在大家对非虚构有了基本的认识，慢慢地有了一批固定读者，他们会有意识地选择这个类型的书来看，就像科幻、悬疑等类型文学一样。

但要说非虚构市场，我觉得还在培育中。因为国内现在专门做非虚构图书的出版社其实并不多，除了译文社，广西师大理想国、中信等这些出版社也在做，但持续在做的不是很多。

这是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我自己是有信心的。因为大众对这种写作体裁存在需求。一方面它足够大众化，因为主要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叙述，基本上人人都喜欢听故事，只是取决于讲故事的人的水平而已。

另一方面，它跟当下、历史甚至未来的连结很紧密，和世界走得比较近，讲故事只是手段，最关键的是带你进入一个真实世界，让你了解历史上发生的真相是什么。当下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背后的脉络、起承转合，或者未来可能要面对的状况，人们对真实或真相的信息需求是很强烈的，这是决定整个非虚构市场的基本理论。

译文纪实这套书就是结合了这两个关键词——用故事进入真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关于9·11的调查。好多年前我们出过一本书叫《末日巨塔》，2001年9·11时间爆发后，《纽约客》做了一个决定，要把这起时间调查清楚，为什么是本拉登，为什么是基地组织，为什么选择通过这种方式来攻击美国等等。但是，要搞清楚这件事非常复杂艰难，于是他们立项，派了这本书的作者劳伦斯•赖特前往中东，做了大量扎实的对话和调查，期间有一些文章陆续在纽约客杂志发表，最后形成了这样一部著作。这本书以9·11为切口，详细解读了本拉登以及基地组织是如何构建起来的，当然这其中有很多历史的巧合，美国人发现原来自己也支持过基地组织，而基地组织又跟塔利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等等。

今年，我们出版了另一本新书叫《巴米扬大佛之劫》，作者是一位日本的纪录片导演高木彻，他去调查写了这个事件，为什么要塔利班要炸毁巴米扬大佛；有一些评论家认为，这本书是9·11的前传。

读者通过这两本书、两个很小的切口，看到更宏大的事件，以及这些事件和行为背后的逻辑存在一致性，就是极端主义思想的演变、兴盛。

张吉人：起初能够做这套丛书，当然何伟的书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在2011年出《寻路中国》、2012年出《江城》，到2013年就成立这套丛书了。一开始，这套书主要推出的是所谓外国人看中国，其实就是一个陌生化的视角。外国人看中国，他天然就跟我们的视角不一样，我们觉得很平常的事，他能看出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

后来陆续出版了好几本，比如何伟的爱人张彤禾写的《打工女孩》，再比如《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还有日本编辑野岛刚写的《两个故宫的离合》，英国美食作家扶霞的《鱼翅与花椒》等。这些书都延续了外国人看中国这条线，都卖得不错。

但其实做这类选题存在一定风险，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再继续引进出版。但这并不是代表我们放弃看中国这条线，而是转换了思路，我们开始自己发掘、培养原创非虚构作品。2020年译文纪实推出了第一本原创作品《生死课》，作者袁凌是本土作家，我自己比较喜欢他的写作文字，很克制。这本书其实是写一些社会边缘人，都是一些生死之间的事情，这种话题很容易煽情或是陷入情绪化，但袁凌的写作非常克制。

我觉得既然我们做非虚构，仅仅引进肯定是不够的，最终必须要做原创。以这本书作为起点，我们把它放到“陌生的中国”这个主题下，它也是一个所谓的陌生化视角，关注的角度是一般普通人不太了解的或是不会接触的人事物，但他们也属于中国，代表了中国社会的一部分，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也是陌生者。从“陌生人看中国”到“看陌生的中国”，这是我们这套书做的转变之一。

今年又推出了第二本非虚构原创《最好朝南》，跟“三明治”合作的，他们有一个短故事写作训练项目，22位普通女性笔下的24个故事，展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问题。说实话，我作为一名普通男性，如果不看这些文章，根本不知道原来女性的生活中会有这么多难以想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