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前十年，中国出版业似乎进入一条快车道，连续十年保持正增长；但疫情仿佛一块刹车皮，让形势急转直下。

刚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主会场吸引了30万人次，线上线下销售并进，较2019年总销售增长41.47%。但再对照另一组数据，作为疫情后的第一年，2023上半年图书零售市场较2022年同期下降2.41%，不过和第一季度相比，降幅有所收窄。

大众图书出版的黯淡现状，是否“环球同此凉热”？是所谓“夕阳产业”，还是应调整心态，客观理解这个市场的规模极限与其潜在发展空间？

对此，观察者网对话了上海译文出版社社科编辑室主任张吉人。他从自己20年的从业经历出发，分析了当前大众图书市场陷入困境的原因，以及背后中国出版业亟待解决的一些根本问题。在谈到“钱”的问题时，张吉人认为，出版社的主业一定是卖书，但不能指望挣大钱，无论是编辑、出版社还是管理者，都应调整心态。而在互联网“流量时代”下，又为大众图书出版业带来新的挑战，直播带货打造“爆款”的同时，怎么平衡图书的生命力？需要编辑精准独到的判断与长期积累下的准备。

此外，张吉人还是译文纪实丛书的负责人，这一品牌书系深耕中国非虚构市场，从引进国外作品到发掘培养本土原创，他对中国非虚构市场的发展抱持信心，“中国是非虚构写作的一座富矿”，想要真正把整个市场生态做起来，群体培养起来，就必须做原创，这是出版规律，但路程很漫长；非虚构写作需要时间去沉淀真相，非虚构市场也需要时间慢慢打造。

·疫情前后：“狂飙”10年后的陷落

观察者网：张老师，您好。首先，想聊聊近年来图书出版行业的整体现状，对比疫情前后图书市场有没有发生一些显著变化，主要受到哪些因素影响？能否具体举一些例子，比如图书市场出版发行总量、营收状况等等，其中有没有表现比较突出的品类？

张吉人：我所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隶属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我对自己社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开卷数据的统计，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这块，疫情三年由于很多综合性因素，打断了此前中国图书市场、尤其是大众出版市场的增长势头。其实疫情前每年都是上升态势，且已经持续十年，至少译文社是十年连续增长。整个大众图书市场，不管是新出的品种还是码洋总规模，都是往上走的。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例外，就是实体书店有起起落落，有一段时间是往下的，这跟实体书店的发展趋势有关。但比较大的平台电商，京东、当当、新华文轩、博库等，网络销售的趋势是向上的。

疫情前十年，我作为从业人员的感受是整个图书市场在往上走，但疫情之后，这种态势就打断了，像去年是明显下跌。从开卷数据来看，2019年中国图书零售市场码洋规模为1022.7亿，首次突破千亿，较2018年增长14.4%；2020年下降至970.8亿元，同比减少5.1%，2021年小幅回升至986.8亿元，同比增长1.65%；但到了2022年，这个码洋规模是871亿元，相比2019年跌幅大约为15%。

今年算疫情后第一年，但并没有将这种下跌趋势挽回过来，总量还是在萎缩，所以今年出版行业都比较困难。当然，每个出版社的情况各不相同，有的跌得厉害一点，有的跌幅相对没那么大，但整个出版市场在下跌，这是可以肯定的。

2023·上海书展刚刚落下帷幕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

原因可能有几个方面，第一，大家都知道现在经济大环境不好，必然会影响图书消费。图书消费有特定对象，首先是一般大众，如果老百姓手里钱少了，开销预算下降，购书意愿肯定会下降，除了学习类或专业类书籍，这些属于刚需，其他大众图书消费都不算刚需。其次是一些机构采购，比如政府、图书馆，经济不好预算减少，这个影响很明显。

第二，其实在疫情前几年，新闻出版总局对新书出版的书号是有意识地收缩，通过控制书号的发放来控制新书出版总量。总局收缩书号，我觉得是基于几个判断，前面提到中国大众图书出版经历十年增长，这种增长不全然代表市场规模的增长，里面还包括新书出版品种。

中国一年出版的新书要达到20多万种，你能想象吗？但事实上你真正能够通过大众传媒看到的不超过1万种。这里面有很多重复出版，甚至有些是对出版资源的耗费。随便举个例子，像《乌合之众》这类公版书，市面上可能有几十、甚至上百个版本，这就是出版资源的浪费，从总局层面来看，这是控制内耗。

此外，大家应该知道有不少出版社就是靠卖书号赚钱。像译文社每年大概有300个新书号，不算很多，但有的出版社一年要一千多个书号，里面可能有一半以上是卖出去的。这类情况总局都知道，所以通过控制书号来进行调控，直接结果就是新书出版品种下降。

但总局控制书号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让这个市场萎缩，而是希望提高图书单品的效率。比如前面提到每年有20多万种新书出版，我相信这其中95%以上的书的印量或销量不会超过1000册，这个效率就非常低了。如果大众图书印1000册，肯定亏本；不只是印制，还有里面的人力成本，肯定覆盖不了。

其实，国内出版业真正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单品的效率。我们做一本书，首印能有多少，能否重印，甚至是否每年都能重印，是每家出版社都要考虑的问题，重版率是出版行业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重版率高的出版社，它的现金流、整体经营状况就会更好。

为什么我前面说译文社前10年都在增长，虽然这几年整体图书市场进入下滑，但我们的状况还算好，原因就在于我们单品的重印率比较高。

图书出版一般很难挣钱，一本书印5000册，卖完可能也就不亏。我们做过一个简单测算，一本书可能要卖到8000-10000册，卖完以后可以挣点钱，如果后续还能重印，因为前期的很多成本平摊掉了，那就可以挣钱。

不断地重印体现了图书的生命周期，有些书可能十年、二十年了还在印，不管对编辑还是对出版社，就是很好的积累。我们从事出版业就是希望能够做出更多有生命力的书。

当然，畅销书也很重要，但有些畅销书可能短期内一两年或三五年会爆一下，热头过去后就卖不动了，就是因为生命力比较短。但有些书的时间很长，最后累积下来的总量会非常可观。

所以，从管理部门来看，其实是希望我们把单品的效益做高，但目前来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当然，这是出版业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我们业内有“二八法则”，真正卖的好、挣钱的书大概也就两成，现在恐怕连两成都达不到。

资料图来自日剧《重版出来》

观察者网：确实，现在有时观察一家出版社，一年能推出1-2本热门图书，然后靠这两本书的市场销量来撑起整个社的运营都有可能。

张吉人：这几年的图书零售市场，当年能卖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新书非常之少。现在新书出来能卖到5万册以上，就很不错了。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出版业来讲，更多的问题在于图书效益，而不在于整个经济大环境，因为大环境对整个市场的影响都是一样的；书号紧缩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出版效率，但我个人认为没有从根子上解决。

几年疫情之后，整个出版行业进入一个相对没那么顺利的境况，对每个从业者的压力或要求更高；因为市场好的时候，大家都能活，无非是活得好一点还是差一点，但市场不好，那就不是好差问题而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可能会淘汰掉一批出版社或从业者，但从长远来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观察者网：您前面提到的书号收紧，这会不会使得实际出版的整个周期拉长？包括像你们的引进翻译出版计划，是否会受到影响？

张吉人：其实书号收紧本身对我们没有太大影响，译文社每年出的新书品种不多，300种上下，我们的书号是用不完的。

新闻出版总局每年会做图书出版质量审查，针对编校质量等做一些抽查，如果出版社没有通过抽查，那么总局会减少发放书号来作为惩罚性措施，这对书号需求量大的出版社会有影响。

对我们来说，现在影响整个出版周期的问题主要是在CIP申请流程。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在每本书的版权页上会有一个“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这个目前碰到的问题比较大。

一般情况下，一本书做得差不多了，申请书号批下来了，就向CIP中心申请CIP数据。在CIP审批流程中，相关部门考虑的因素可能就比较复杂，主题有敏感度就不必说了，像这几年引进版新书、尤其是美国作者，可能普遍周期就比较长，这就不太可控。

我最近有一本美国作者的书刚刚CIP下来，已经卡了两年多了。这本书是我们“译文纪实”丛书的，书名是《暗网毒枭》，聚焦美国历史上的一起大案，一个美国年轻人在暗网建了一个网站用来贩毒，网站后来很有名，最后这个年轻人被美国联邦政府抓起来判了无期。作者的立场完全没问题，批判这个年轻人咎由自取，虽然称得上天才少年，但在所谓的创业过程中，没有把才华用在正道上。但估计CIP中心看到这个书名和话题时，放缓了审批过程。

这本书的译者差不多都快放弃出版希望了，我们也早就把译者的稿费、版权费、预付金等等都支付了，基本就等下厂印刷，但没想到CIP一等就是两年。这个流程就严重影响了出版周期。我们引进外版书的版权一般是5年，现在这本书的版权都快到期了，我要重新再跟海外版权方续一次，这都是增加成本的地方。而且，我们跟国外的版权人或权利人又很难解释，他们没法理解什么叫CIP。

另外，这几年再叠加疫情的影响，整个出版节奏、计划都会一定程度打乱。从大众图书的销售来讲，一般有几个时间节点，“4·23”“6·18”“双11”等等，出版社一般会踩在这些节点前出版一些新书，赶上销售旺季，但现在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就不太好做预期了。

其实，如果编辑在选题阶段就通不过也就算了，不会产生前期的成本投入。我们现在的问题是选题、书号都没问题，按正常流程走，结果到了CIP这步卡住，这就比较麻烦，可能造成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