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科学革命之前的技术是如何产生的？

如果按照流行科学观灌输的观点，认为理论是技术的必要前提，那么科学革命之前，人类文明早期几千年的技术成就将成为一个不可解的谜。然而，事实胜于雄辩。

在农业领域，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没有任何植物遗传学知识的情况下，通过对野生禾本科植物反复筛选、留种和耕作，驯化了小麦、水稻和玉米。在冶金领域，青铜时代的工匠不知道电化学和相图，却能通过观察矿石颜色、炉渣流动性和金属色泽，摸索出铜锡比例和焙烧温度的最佳组合。在航海领域，波利尼西亚人靠着星象、海流、飞鸟和云的颜色，在没有天文导航理论的情况下横跨太平洋。在建筑领域，罗马人用火山灰、石灰和碎石混合出“混凝土”，他们不懂水化反应，但通过配方和捣固经验的代际传承，建造了万神殿穹顶，至今仍是世界最大的非钢筋混凝土圆顶。

南岛人依托有限的经验在没有科学的背景下征服了几乎整个太平洋

在华夏大地上，这样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中国上古先民毫无遗传学与土壤化学理论，仅凭世代田间观察、择优留种与反复试作，独立驯化粟、黍、稻、豆等本土作物，摸索出轮作休耕、绿肥还田、粪肥腐熟的耕作体系，依托二十四节气物候经验建立起精密的传统农耕秩序。先秦两汉工匠不识氧化还原与金属相变原理，仅凭矿石品相、炉火色泽、锻打火候与淬火经验，精准调控铜锡铅配比与含碳量，铸就寒光凛冽的战国青铜剑与百炼钢刀，形成独步古代世界的冶铸体系。

中式匠人不解结构力学与荷载原理，依靠榫卯形制、木作比例与世代营造经验，不用一钉一铆搭建出应县木塔、佛光寺等千年木构，又以石灰、糯米、黏土调和三合灰浆，筑牢长城堤坝与古城建筑。李冰治水不晓流体力学与泥沙运动规律，凭实地山水观测与水文经验，打造都江堰无坝引水系统，实现分水、泄洪、排沙、灌溉的自发平衡，沿用两千余年。历代窑工不懂硅酸盐反应与高温化学变化，仅凭瓷土甄选、釉料调配、观火控温的长期摸索，烧造出青瓷、白瓷、青花等各类名瓷，将手工经验推至工艺极致。中国古代医家脱离解剖学、药理学基础，经由无数临床观察与草木试效，总结出本草炮制、经络针灸与辨证施治体系，依靠经验积累构建起完整的传统医疗实践体系。¹¹

所有这些成就都清晰地表明，技术可以完全不依赖于科学理论而独立演进。¹²科学革命之后的西方世界之所以技术加速，并不是因为诞生了理论，而是因为全球市场竞争与跨国军备竞赛为工业技术的发明和迭代提供了更大激励机制，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而这些技术进步本身又进一步为科学发展提供了刺激。以至于马克思才反复说道：“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说什么生活有其基础，而自然科学则另有基础，这压根就是谎言。” ¹³

七、结论：用新的“科技观”改造我们的教育体系和教学方法

回到本文最初的命题：人类科技史上，更多的是技术推动科学，而非相反。这一主张在二十世纪之前几乎毫无例外；在二十世纪之后，理论虽然开始展示其前瞻性的指导能力，但任何一项可实现的技术都仍然必须经过无数经验试错和缄默知识的充分浸润。所谓“纯理论导致的技术发明”，在严格意义上不存在。因此，纵然中国高等教育为优秀学生提供了很好的学习理论的条件、师资配置、课堂训练，学生们恐怕仍然丝毫不懂得如何将所学的理论转化为技术。

这意味着，我们在对待科技创新、教育体制和产业政策时，应当警惕一种“理论拜物教”——认为只要培养足够多的物理学博士、发表足够多的前沿论文，高端芯片和先进发动机就会自动涌现。比如在我国的人才评价方式上，科研人员被考核的几乎全是显性知识产出（论文、专利），而解决实际工艺难题的“缄默知识”贡献难以量化、难以被认可。

在科研立项中，我国存在严重的“理论偏好”，倾向于资助“前沿”“原创”“突破性”的理论研究，而对解决产业界“卡脖子”工艺问题的技术攻关项目，评价体系不够完善。在教育体系的“升学导向”里，从小学到大学，核心考核方式是书面考试，考的是对显性知识的记忆与推导，实验与动手能力长期处于边缘地位。

而历史告诉我们，真正卡住技术咽喉的，并不是理论公式的缺失与否，而是那些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实践，在摸爬滚打中积累的缄默知识、工艺沉淀、良率数据库、失效案例库，以及培养的熟练技师队伍，尤其是整个国家的“制造业生态”。

同时，这一认识也带给我们一种从容和自信：技术史远比科学史古老而深厚，中华文明尤其如此。即使在未来，当人工智能（AI）接管了大量显性知识编码，人类最珍贵的仍然是那些无法被算法完全复现的缄默技能——手感、判断力与对不确定性的熟练驾驭，以及整个国家的制造业生态和产业链。换句话说，在AI能瞬间调用一切显性理论知识的未来，人类教育的重点应从“记忆和推导公式”转向“提出问题、设计实验、操作仪器、解释异常数据”这些与缄默知识更相关的能力。

实验始终是科技进步的基础

这启发我们，中国未来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设计，应该突出强调实验和动手的能力，培养学生用实验而不是理论去“证明”所学的一切科学定理（比如牛顿三大定律），而不是反复的数学公式推导。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的今天，各种仪器设备都能制造并且廉价地获得，因此应该尽量让学生自己去设计各种实验仪器，并运用这些仪器去证明所学理论，摒弃单一题海战术的培养模式。

比如至少可以改革理工科学生的培养方案，要求大学或研究生期间必须有相当时间在生产线的实习经历，文科生也应深入基层开展社会调研。学生应该首先成为对观察与实验感兴趣的“工匠”式人物，其次才是善于做数学推导的“做题选手”。可惜目前为止，我国的教育体系和普通家庭耗费大量资源，投入培养机械应试的 “做题选手”，而非充满好奇心的 “实验能手”。这是对人才的巨大浪费甚至摧残，是严重的资源错配。¹⁴

展望未来，虽然AI和自动化可以处理常规工艺，但面对全新的、未曾编码过的技术问题（例如新型发动机的异常振动、未知材料的焊接工艺），仍然极度依赖人类专家的“手感”与“直觉”。这会让缄默知识在未来变得更加宝贵。因此，废除题海战术、转向项目制学习、增加实验与实习比重，不再是一个教学方法的改良，而是应对AI时代技术竞争的生存策略。

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王树国校长之问，我们的分析表明，王树国校长的困惑，其根源恰恰在于我们批判的“理论先行”教育观。这种观念默认“掌握了理论知识就具备了技术能力”，忽视了技术中包含的海量“缄默知识”只能通过实战磨炼获得。因此，梁文锋等人在实战中的成功，不是对博士教育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理论是技术之母”这一倒因为果的错误科学观和科技史观的否定。

总之，正如歌德所言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技术是科学之根，经验是理论之源。大脑思考无法替代双手实践，AI算法也无法完全替代工业机器的实操经验。在泥与火交织的实验室与车间里，在无数次试错与师徒间手手相传的缄默知识中，才蕴藏着国家创新力最深沉、最不竭的源泉。这，便是我们对“王树国校长之问”的最终回答。

注释：

1.  注：文字转录内容依据视频配音内容整理，修正了原视频中一些口语化的表达。

2. 参见江晓原“行远讲座第二十二讲开讲：江晓原主讲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江晓原尤其批判了那种“科学是基础，技术是手段”，“如果不重视基础科学，技术就会是无源之水、无土之木”等把技术看作科学的附庸的流行观点。

3. 参见文一：究竟什么是科学？——从牛顿《炼金术手稿》谈起，东方学刊，2023年第四期。

4. 关于技术如何推动了天文学理论的发展，参见“江晓原：天文学史上，是技术三次促进了科学”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5832.html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上）第198-199页。

6. 从理论预言到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梅曼，1960年）之间，关键的“光泵浦”技术、谐振腔设计（如使用闪光灯作为泵浦源、在红宝石棒两端镀银作为反射镜），是典型的工程试错与工艺突破。理论指明了“找什么”，但没告诉“怎么造出来”。又比如，GPS需要同时依赖相对论效应修正（理论驱动）和高精度原子钟、卫星星座部署与控制（工程驱动）。但即便理论修正公式完备，没有解决卫星抗辐射、长寿命供电、火箭精确入轨等技术问题，系统依然无法建成。这完美体现了“理论指导方向，技术决定成败”。

7. J. Robert Oppenheimer（attributed, 1965 interview, quoted in American Prometheus）也参见Kai Bird & Martin Sherwin：《奥本海默传：美国普罗米修斯》，2005（普利策奖）。奥本海默在洛斯阿拉莫斯内部会议（1943–1945）中多次强调：“核物理原理是本科高年级或研究生水平，难的是把原理变成可爆炸的装置——密封、精密触发、炸药透镜的均匀浇铸、微秒级同步起爆，每一步都是魔鬼级工程难题。”

8. 波兰尼， M. (1958)《个人知识：迈向后批判哲学》，伦敦：劳特利奇。

9. 参见柯林斯，H. (2010) 《缄默知识与显性知识：一种新的二元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10. 关于张雪机车与象牙塔里“闭门造车”的问题，参见2026年4月7日网络文章，“我的导师也是干摩托车发动机的，他为什么没干出来？” https://www.sohu.com/a/1006091522_121123798

11. 参见李约瑟，J. (1954). 中国科学技术史. 剑桥大学出版社.

12. 中国学者江晓原在国内最早提出“科学与技术平行发展”的观点，比如参见“江晓原、刘兵对谈：必须重新思考技术和技术史”（https://image.chinawriter.com.cn/n1/2021/0824/c405057-32205611.html），“江晓原｜科学画图景，技术见真章——“科技发展规划与科学文化”沙龙”（https://www.sohu.com/a/422465413_472886）。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1843-1848年），第193、529页，人民出版社，2009。

14.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对理论物理学（而不是工程和制造）的莫名其妙的热情和对科大少年班的执着，也反映了错误科学观和科技史观对教育部门的影响。当然，这种观念的形成有其特殊历史背景：一是对“文革”期间“知识无用论”的矫枉过正，二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主流叙事逐步演化为“言必称希腊”的科学观和“理论崇拜”，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这一时期亦曾强调的“实践出真知”的教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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