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一】

一、王树国三问

在网上一个视频访谈中，王树国校长尖锐地提出了一个关于大学如何培养科技人才的问题：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我做校长百思不得其解的。如果梁文锋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DeepSeek吗？如果王兴兴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宇树科技吗？如果汪滔继续读博士，还有今天的大疆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我唯一得到时间验证的是那些读博士的，没有他们几个做得好。那我们教育怎么办？为什么我们想栽树而没有栽成？为什么事与愿违？其实答案很准确，很精确，我们也都知道。

所以在真正的实践环境当中，学历不等于能力，真正的能力是在实战状态下磨炼出来的，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培养出来的。哪个诺奖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哪个企业家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哪个科学家是我们大学培养出来的？我们只是育了一棵苗苗而已。他们真正的成长是在实践当中，在血与火的挑战当中磨炼出来的，这是真本事。”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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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个被知识界颠倒的叙事

今天，当我们谈论科技进步时，很容易陷入一种“理论先行”的叙事：伟大的科学家在头脑中推演出方程与定律，随后工程师将其转化为改变世界的技术。从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到核弹，从麦克斯韦方程组到无线电，这些故事让人相信——科学是源头，技术只是下游的产物。

然而，这种叙事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历史事实：在人类文明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恰恰相反。往往是工匠、技师和航海家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摸索出了有效的工艺与方法，而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科学家才姗姗来迟，用一套精致的理论语言去解释“为什么是这样”。至少在二十世纪之前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是技术推动科学，而非科学引领技术。²

更有趣的是，即便进入二十世纪，当物理学理论看起来已经走在了工程实践的前面，一个更深层的真相仍然未被撼动：任何理论要转化成可用、可靠、可控、可重复的技术，都离不开大量无法被写成公式的来自实践的“缄默知识”（tacit knowledge）。这类缄默知识是只能从经验、试错和师徒传承中获得的“手感”“直觉”“经验”与隐形“判断”。

这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纯理论导致技术发明”几乎不存在。甚至像半导体芯片、发动机、运载火箭、超音速飞机、原子弹这样高度依赖现代物理学的领域，其核心瓶颈也从来不是理论是否完备，而是经验和技术积累是否足够深厚。

这一事实，也完美地解释了为什么人类能够在没有近代科学（甚至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在数千年间逐步发展出农业、纺织、陶瓷、冶金、造船、天文观测、建筑工程等复杂技术。因为技术发明的核心从来不是理论蓝图，而是试错、迭代与手把手的经验传递和积累。仅有解释世界的抽象理论，无法直接催生改造世界的实用技术。而改变世界的技术，却能反过来激发出很多解释世界的理论。

三、古典的图景：技术刺激科学

在二十世纪以前，科学理论的每一次重大飞跃，背后几乎都能找到一个由技术实践提出的尖锐问题。而正是对这些尖锐问题的回答，产生了“科学”理论。

1. 火炮与经典力学

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攻城与守城催生了火炮技术的飞速发展。铸炮工匠很快发现：装药量、炮管长度、弹丸重量之间存在某种经验关系。为了提高精度和射程，人们开始绘制弹道轨迹——尽管那时还没有清晰的“抛物线”概念。正是这些来自战场的实践经验，构成了“弹道学”的雏形。

伽利略在帕多瓦大学任教时，就曾为威尼斯兵工厂提供技术咨询。他研究物体运动时，大量借鉴了炮弹飞行的实验数据。最终，他提出了惯性定律和抛体运动的抛物线理论，成为牛顿经典力学的基石。没有火炮技术的试错积累，伽利略的观察对象将少掉一个极其重要的经验来源。

2. 火药、冶金与化学革命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燃烧化学中。早在中世纪末期，炼金术士和冶金工匠就已经掌握了多种金属焙烧、还原和合金配比的工艺。火药的传入，更是激起了欧洲人对燃烧与爆炸问题的追问与研究。他们知道，木炭在封闭和开放容器中的燃烧产物不同；他们也知道，某些矿石在高温下会析出金属液珠；他们还知道，火药在封闭环境下也会燃烧和爆炸。这些现象背后包含了氧化还原反应的全部要素，只是尚未被用“氧气”和“燃素”的概念表述。

拉瓦锡作为法国火药局局长的划时代贡献，正是通过精确称量燃烧前后物质的质量变化，彻底推翻了燃素说，建立了氧化理论。但请注意，拉瓦锡实验中所使用的精密天平、高温炉、气密容器，无一不是从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冶金和玻璃吹制工艺中继承而来。没有工匠们数百年发展出的加热、密封、称量技术，拉瓦锡将无法获得足以推翻旧范式的定量数据。而且拉瓦锡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提高火药的威力，如何量化生产火药，以及能否找到硝石的替代品。拉瓦锡关于燃烧机制的化学革命——氧化理论，最终是建立在利用各种化学仪器对无数化学反应进行反复的精密测量的经验之上。³

3. 蒸汽机与热力学

蒸汽机的故事更是经典中的经典。从纽科门到瓦特，蒸汽机的每一次重大改进——分离式冷凝器、双作用气缸、离心调速器——都不是热力学理论的产物，而是工匠为解决矿井排水、提高效率和防止爆炸而做出的工程技术发明与改进。瓦特本人是仪器修理师，他的成功依靠的是对金属加工和密封技术的精湛掌握。

最早的蒸汽机是由英国煤矿器械维修工托马斯・纽科门发明，瓦特改良了蒸汽机

直到蒸汽机已经在全英国的矿井与纺织厂运转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卡诺才在1824年发表了《论火的动力》。他试图从理论上回答一个由工程师提出的问题：蒸汽机效率是否存在理论上限？由此诞生了卡诺循环，进而催生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熵的概念。可以看出，理论是技术的迟到的解释者。

4. 大航海与进化论

达尔文的进化论常被描绘成一位博物学家在加拉帕戈斯群岛灵光一现的结果。但一个容易被遗忘的背景是：如果没有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的大航海活动，没有哥伦布、麦哲伦、库克船长们系统性地从全球各个角落带回数以万计的动植物标本，达尔文将根本缺乏足够的比较材料来质疑“上帝创造的物种万古不变”这一传统观念。

大航海本身是一项技术与组织上的壮举：船体设计、航海钟、风帆改进、远洋导航——这些经验积累为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级实验室。进化论不是达尔文独自坐在书房里推演出来的，它是欧洲三百年殖民航海实践所收集的地球生命多样性的一个理论概括。

5. 望远镜、显微镜、光学与电磁学

伽利略用望远镜观测木星卫星时，他所使用的光学仪器来自荷兰眼镜匠的偶然发现——两块透镜的组合能放大远处的景物。玻意耳和胡克用显微镜首次观察到细胞时，所用的镜片同样是工匠打磨技术的产物，而非牛顿光学理论的产物。而电磁学从吉尔伯特到法拉第再到麦克斯韦，始终与磁石、线圈、电池堆等“电技术”纠缠在一起。奥斯特发现电流磁效应时，用的只是最普通的伏打电堆和磁针——这些技术已在实验室和公开演示中存在了数十年。从赫兹实验室里几米距离的火花隙，到马可尼实现跨大西洋通信，需要解决的“天线调谐”“信号检测”“功率放大”等技术，是马可尼等工程师反复实验的结果。理论并未提供这些商业实用技术的直接蓝图。⁴

因此恩格斯才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一封信（1894年1月25日）中精辟地指出：

“如果像您所断言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状况，那么科学却在更大的程度上依赖于技术的状况和需要。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整个流体静力学（托里拆利等）是由于十六和十七世纪调节意大利山洪的需要而产生的。关于电，只是在发现它能应用于技术上以后，我们才知道一些理性的东西。在德国，可惜人们写科学史时已惯于把科学看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即科学家在办公室依靠数学与形式逻辑推演而来的】。”⁵

以上所有案例共同指向一个结论：在漫长的人类科技史上，技术实践不仅在时间上先于理论，而且为理论提供了问题、工具和检验手段。科学，只是技术这座雄伟蔓延的海底板块露出海平面的冰山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