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五代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晚唐五代的情况是空前的，整个一代人的所作所为是彼时所特有的。帝国从来没有被划分为七、八个国家，当时的情势无法适应正统论（the orthodox view of imperial succession）。真的还有一个帝国吗？毕竟那些所谓的皇帝没有一个曾经控制过唐代疆域的三分之一以上。没有一个所谓的皇帝在任何时候控制了唐帝国三分之一以上的领土。而且也没有理由认为正统应该在北方。在西部的四川，在长江流域各省，甚至广东以及后来的福建，都不时有人声称自己才是唯一正统的皇帝。在长江流域建国的南唐统治者对正统的主张并不亚于北方各朝之君。

经过五十三年的乱局，宋朝继承了五代中的最后一朝，并在十八年后征服了其他各国。儒家的史家便抓住了这一点来帮他们解释在正统框架内无法调和之处，宋帝继承了帝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五代皇帝都继承了他们之前的帝国。因此，那五代显然是天命的承担者，儒教国家的种种标准都可以公平地适用于他们。按照这些标准，那些皇帝明显很差劲，政权因此而短命，大臣们不是儒家的，最重要的是，像冯道这样的人不忠简直骇人听闻。

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五代时期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看看它与儒家的曲笔有何不同，那对宋帝国的正当性至关重要。如果我们回溯到取代唐朝的斗争之始，也就是884年之后的几年，我们可以看到斗争的发展，直到控制了整个黄河和淮河流域的朱温，与北方沙陀和河北军队的联盟对抗。由于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朱温被迫杀死了唐朝最后一位皇帝，建立了梁朝。这场斗争持续了十六年，一直延续到下一代。后来在923年，另一方获胜，在（后）唐、晋、汉、周及宋各朝的名目下，沙陀与河北的联盟控制了北方中国。926年至960年间，十二位皇帝相继继位。这符合沙陀人的传统和河北各藩镇不稳定的传袭方式。十二人都来自最初的联盟，其连续性非常显著，多年来已被认定为一个系统（progression），甚至一个组织。在这十二个人中，有三个是皇帝之子，两个是养子，一个是外甥，还有一个是女婿。剩余五人中，第一位庄宗皇帝是联盟最初首领之子，其他四个人要么以前是统帅，要么是按照河北藩镇的最佳传统，篡夺登位的幕僚长。

既然所有皇位传承都发生在同一个同盟内，那么冯道及其同时代人心目中的忠节观显然与百年后的宋代史家不同。冯道事奉其中的十个皇帝，第一个是庄宗，此外两个儿子、两个养子、一个外甥、一个皇帝的女婿，另有三人。三人中，唐明宗在926年是一位既能干又得人心的将领，他本来无意篡位；汉高祖在947年只是从契丹人手中收复了晋朝疆土；951年的周太祖则是宫廷阴谋的受害者，为了自保才做皇帝。这三人都曾是冯道的朋友和同僚，并因他的睿智而敬重他。事实上，如果冯道再活六年的话，他会眼见另一个出身该组织的河北汉人建立宋朝，而且毫无疑问宋太祖（960-976）也会用他。因此冯道所事十一帝中，有十位是同一个沙陀及河北组织的成员。他并未意识到不忠的问题，他同时代的人也没有，甚至乐于任用他的诸位皇帝也没有意识到。

唯一不属于这集团的外来皇帝是契丹皇帝，冯道在947年侍奉了他四个月，直到契丹皇帝去世。不过，即使在这种关系中，也有沙陀传统的联系。契丹皇帝自938年以后便是晋高祖的“父皇帝”（Imperial Father），冯道曾率领一个筹备此事使团。如果进一步追溯，则契丹开国之君阿保机（872-926）和沙陀-河北联盟创始人李克用（856-908）曾在905年结为兄弟。无论如何，944-946年的战争以契丹的胜利告终，部分原因是晋少帝只愿对契丹统治者称“孙”（grandson）而不愿称臣（“minister”或“subject”）。契丹人自己认为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惩罚一个无礼的家庭成员。对冯道来说，既然契丹皇帝确已领有北方中国，那么事奉他就不能算不忠。

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北方发生的一系列皇位更替是如何让儒家历史学者感到困惑的，冯道的忠节问题是如何无法归类的。但是一旦决定以正统的方式处理自封的王朝，就正统的忠节定义，冯道的评价自然是忠于皇帝，或者至少忠于王朝。根据这个定义，他无疑是不忠的。但撇开儒家的曲笔，冯道和他的同时代人被视为一个业已控制中国部分地区的、相当不稳定的组织的官员，那么儒教国家的忠节观就不适用了。这种观念应该仅限于那些煽动朱温灭唐的唐朝官员，或者那些在923年后乐于事奉庄宗的梁朝官员。这些都是明显不忠的例子，而欧阳修所传“唐六臣”由唐至梁，无疑是整个时期最应该受到谴责的变节行为。最糟糕的状况，冯道被认为是一个冷眼旁观领导者们勾心斗角的人，他认为没有理由在他们的命运改变时放弃高位。

宋人作冯道传，将“他们”持有的儒家王朝观应用于五代史。他非凡的宦海浮沉不容掉以轻心。它必须被评估和分类，在宋代新儒学的语境中，它显然难以饶恕，甚至可憎。此后，这一直是对冯道唯一可能的看法。

然而，作传者以11世纪的标准来评判他，也不该完全受到责备。毕竟，冯道曾自称过着儒家生活、走着儒家道路。甚至有人拿他和孔子相比，他的“教言”在官方记载中也很重要。不仅如此，他还写了一篇关于自己生活的文字，清楚地表明他对自己作为一名儒者的成就有多么满意。这是关键的一点。在对冯道的每一次讨论中，都会提到其自传——这篇不同寻常的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说，冯已经要自比于圣贤了，这对于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人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自大。

自传往往是自我辩护，中国的自传也不例外。但是大多数现存的宋以前自传都是为了表达对高官美爵的淡泊。写自传从诗人扬雄（公元前53-18年）的《解嘲》和史家班固（32-92年）的《宾戏主人》开始，逐渐向隐士生活的散文发展，如皇甫谧（215-282，《玄守论》）、陶潜（365-427，《五柳先生传》），及刘俊（462-521，《自序》）等。一个稍为不同的传统是汉朝的滑稽大师东方朔（约前160年），他写了《答客难》来表达政治观点。与此传统有点相似的是唐代诗人元稹（779-831）的《自叙》，但元稹写的更像是一篇对宦途进行简评的自传。另一个自传写作的例子，王充（27-97）关于他哲学思想发展的记述，直到宋代都无踵武者。除了元稹的《自叙》外，中国传统上没什么可以证明自己的仕途是值得骄傲的了。但元稹却仅仅满足于提到他解决过的几个问题。冯道列出了他事奉过的所有皇帝，自己所有的官职勋爵，封赠其祖先的所有荣誉，以及诸子所得官阶职名，这当然是史无前例的。自传的传统明明白白就是鄙夷高官美爵的，但冯道并没有遵循这种趋势，走向自命清高。相反，他更喜欢记录自己与一个显赫家族的联系，并充分说明他是如何对祖先（死后哀荣）、家庭（子女的成就）和君王（其名衔表达了皇帝的感激之情）履行儒家职责的。正如他所说：

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

很明显他打破了传统，欧阳修和司马光对此一定不会赞同。即使在上引文中表现出的谦逊，也是罪实难逭，因为他竟有以位大爵尊为傲的邪念。而他这么做还比附上儒家的原则，确实就令人作呕了。此外，冯道还谈到了自己忠于国家和“三不欺”。更糟糕的是，他活得比他所有的主子（如上所述）都长，把这种成功归诸天祐。他提到了自己可能得到的官葬、神道碑铭、祭祀和谥号。尽管他并不要求这些，但去想这些便是鄙俗的自负。最后，他还觉着心满意足，沾沾自喜。他显然自鸣得意道：“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冯道形象

冯道不可能预见其身后百年一种更高级儒学的发展。他也不会预知自己生活在一个转型时代，社会、政治和哲学价值观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要求被视为儒家，却不明白当时的儒家思想将被证明浅薄无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严苛有力的信条。他自以为是忠诚和真实的，而没有预料到后世正统思想的评判。他对时代的贡献太小了，在后世无关紧要。11世纪的人一心想振兴儒家传统，不能容忍冯道那种颓靡的儒家思想。一般都忽视了他在他那个时代作为一名“儒家”所做的贡献，在逆境中他出力保持传统的活力，为那些遵循传统的人奠定了建立蓬勃发展的新儒家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