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冯道对儒家学说的忠实在当时异乎寻常。他同时代大多数成功人士的信仰都不能一以贯之，例如赵凤（885-935）和刘昫（888-947）二人，他们也都来自河北卢龙镇，并且都曾与冯道同为宰相。赵凤早年曾做过和尚，后来却激烈地反佛。刘昫（与冯道联姻）与僧徒及道家隐士都过从甚密。此外，936年冯道失宠时的宰相马胤孙（卒于953年），起先是韩愈（784-824）的崇拜者，后来转而热衷于佛学。

或许更为确切的说法是，当时朝中大多数人对宗教和儒家思想要么是漠不关心，要么就不冷不热。这与9世纪的唐朝传统相合——艺术精巧繁复的传统，在儒家的角度来看非常肤浅。冯道似乎蔑视这些传统，并着意压制那些来自唐代世家的“浮躁”子弟，同时扶助有前途的贫寒士子。在一则著名轶事中，冯道遇到了两个势利的朝廷官员，他们嘲笑他使用了一本流行的儒家格言参考书——《兔园策》（一种“经典选录”之类的书），冯道反驳说，古书里的文句比那些从中举文章里剽窃来的华辞丽句更值得一读。

但很明显冯道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杰出的儒者。他自诩的儒家思想仅仅来自有限的经典知识，甚至他对儒教国家的理解似乎也很模糊。当然，由于他的文集没有流传下来，人们很容易于对他有不公平的评价。除了几则贺词及若干与儒家制度及政策无关的奏章之外，我们无法确定任何现存国家文件是冯道写的。

不可否认，冯道参与处理了来自中书（Imperial Secretariat）、门下（the Chancellery）等部门的章奏，尤其是他在唐明宗和晋高祖统治时期做宰相的时候。但我们有证据表明，冯道曾避免一切困难的政策决定，尤其是涉及财政和军事方面的。在这两个领域，总会与更有野心也更专业的官员存在潜在的冲突，他可能不去过问，而让那些军事和财政的专员去管。另一方面，他对儒术之治的领域也不怎么积极。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祭祀、刑法、乐制、典礼、考选制度等方面有所建树。再有，他更倾向于叫各方面专家去处理工作。如果把这一点与冯道依赖儒家格言集的轶事放在一起看，就可以看出冯道是一个非常浅陋的儒生。

还有932年历史性地刊印九经，几乎每一部史书都会归功于冯道。不过还不清楚这项工作是不是冯道发起的，当时另一个宰相、同为韩愈崇拜者的李愚（卒于935年）也被提到过。对雕版印刷优点的认识来自926年伐蜀后的四川，而李愚正是伐蜀时的都统判官，所以很有可能是他或是他在战时的一个同僚来提议这项官方事业的。

重校经典付梓的工作主要交给了田敏（880-971）和他的助手们，而冯道则没有贡献任何的学识。在宋代为其作传的欧阳修甚至不把刊印典籍的功劳算在他身上。冯道与该书的主要联系似乎是，他在932年正做着宰相，953年雕印完成奏上时，他仍然是朝廷里最高的官员。

那么如果可能的话，还有什么可以帮助我们界定冯道的儒家思想呢？这里有几篇奏疏的摘选，存录其许多言论；最后我们还有两篇非正式的但是很重要的文件，作于950年，当时他六十八岁。

奏章的摘选并没有透露太多信息，其中有几篇告诫明宗（926-933）要谨慎行事并记取前任垮台教训。其他几篇则向明宗保证，天下太平主要是由于皇上圣明。还有另外一篇是关于晋高祖（936-942）时朝臣的朝见班次。也许有关冯道儒家思想最好的例子，可见于933年二月的一通关于明宗子嗣教育的奏章。在这里，他认为国家基础在于皇帝亲近贤臣，并表示庄宗（923-926）不修德政是他覆亡的主要原因。然后他指出：

夫国以人为本，今之亲人者，节度、刺史、令、录而已。得其人则治，非其人则乱，不可不慎选。《书》云：“若蹈虎尾，履春冰。”日慎一日，唯陛下安不忘危、治不忘乱而已矣。

他的言论记录则更有趣。五代时期仅有他一个人在官方纪录中保有言论的片断。《旧五代史》本纪及其本传中都引述了这些对话，而散见于《册府元龟》中的还有一些没有在正史中保存下来。由于这两部史料书都很大程度根据实录（the Veritable Records）修成，因此这些对话无疑是出于实录资料。实录本身则是根据起居注（the Imperial Diary）、时政记（the Court Diary）、日历（the Daily Record）以及每一位高官的行状（the Account of Conduct）编纂的。在修书的每个阶段，宰臣对于其中要包括哪些内容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由宰臣之一亲自执笔的时政记尤其如此。当然人们会经常注意到，儒生在所有朝代的历史撰写中都占主导地位，所以冯道的儒家化言论被纳入其中是不足为奇的。

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册府元龟》南宋刻本

但有意思的是，冯道几乎所有言论（以及他大部分奏章）都是唐明宗及晋高祖在位期间纪录的。这是五代时为期较长的两个统治期（分别为七年及六年），冯道与这位皇帝相处甚为融洽。但是当人们注意到这两部实录只不过是冯道一生所编四部实录中的两部——另外两部是晋少帝（942-946年）和汉高祖（947-948年）的实录，问题就出现了。除了947年的契丹皇帝和唐庄宗这两个冯道未任宰臣的时期外，另有其他五个皇帝的实录都是在他们死后三年到六年后才修成的。950-951年编纂的《晋少帝实录》，所依据的起居注、时政记等因与契丹交战，可能都不完备。冯道在其统治后半期离开了朝廷，无论如何，他可能都不愿意与一个一败涂地的皇帝有什么瓜葛。至于949年编修的《汉高祖实录》，尽管其在位时间很短，但我们通过冯道与契丹皇帝的谈话，可以充分了解他在从契丹手里救下汉人中所起的作用。笔者相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怀疑，如果不是在《实录》的编纂中，至少在修起居注上，冯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并不一定是说冯道篡改了官方档案。冯道确实有权力取舍材料，尽可能多地包含儒家智慧，哪怕是他自己的，以符合他作为儒者的义务。笔者业已指出，他宦途中一个极大的窘况发生于潞王934年篡位时，此事在他生前从未被记录过。当950-951年间修撰两位晋帝实录时，考虑填补934-936年官方记录的空白应该是合理的，可是却没有实行。冯道不会去阻止填补这个空白，但如果他当时真的有那么窘迫，他可能会很容易劝人不要这样做。

因此，冯道的言论必须从他本人参与修史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一些崇拜者注意到他与孔子同龄去世，准备将他比为孔子，那么这些对话便呈现出“圣人之言”的色彩。他本人对这样的比拟也不反对，在与一位同僚谈论他的拥护者和批评者时，他说：“凡人同者为是，不同为非，而非道者，十恐有九。昔仲尼，圣人也，犹为叔孙武叔所毁，况道之虚薄者乎？”这有点故作谦虚；它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孔子和他自己，只是本着一贯的传统将自己与古圣先贤比拟时贬抑自己。

事实上，这位能言善辩“圣人”的许多言论，最显著之处在于其迂腐死板和完全缺乏创意。下面是一段典型的言论：

帝问宰臣曰：“时事如何？”道对曰：“时熟人安。”帝曰：“此外如何？”道曰：“陛下淳德，上合天心。臣闻尧、舜之君，人所慕之；桀、纣之主，人皆恶之，盖为有道、无道也。今陛下恭修俭德，留心治道，民无徭役，故相与言曰：‘尧年舜日，不过人安俗阜尔。’自贞观十年以后，魏征等奏太宗曰：‘愿当如贞观之初。’臣今亦愿陛下尝思登极之初，则天下幸甚。”

甚至连说话的形式也很少改变。有虚玄的归纳主题，继以解说，再后便是劝诫。这是圣贤们的套路，毫无疑问，冯道的自我标榜源于最高尚的动机——在动荡年代重申传统和秩序。在他的谈话中，对儒家教义的一贯而枯燥沉闷的反复申说，反映了一种深切的信念，即一仍旧贯而非耸动耳目的更革，才能解决困扰着国家和人民的难题。彼时的青年儒者，业已习见对他们信念的普遍轻视，而当看到一个如此成功的官员伏膺儒教，一定会感到振奋。其生活和思想之平庸，即便为年轻崇拜者注意到的话，也几乎不会削弱他独特的重要性，因为他证明了旧有儒家信条可以用出极大的灵活性。

最后，还有他为亡友所写的挽诗序，以及他著名的自传《长乐老自叙》等，都是在950年他暮年所写。那篇诗序是950年二月所作，那时他的同乡和早年的同僚刘审交（877-950）刚刚去世，出于儒者使命的优越感，它流露出一种强烈的、某种程度上的浪漫信念。在褒美刘审交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好人之后，冯道提到他平庸的仕宦经历，但他问道：为什么他治下的老百姓会那么爱戴他呢？

诚以不行鞭扑，不行刻剥；不因公以狥私，不害物以利己；确然行长利之事，薄罚宥过；谨身节用，安俸禄、守礼分而已。凡从事于斯者，孰不能乎？但前之守土者不能如是。是以汝民咨嗟爱慕之。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恭，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知民是邦本，政为民命，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耶？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

冯道利用这个机会对当时现行的为官标准作了一般性评论。他显然觉察到，当贪官无处不在时，本分无私的官员即便平凡庸禄，也会获得声望。不管他是否意识到，这算是夫子自道。他在他那一代人中脱颖而出，并不是因为他本身出众，而是因为他能在颓废环境中洁身自好。很难相信他对自己的不足无动于衷。更可能的是，他对自己的廉洁感到满意。

朋友的去世使他感触很深。笔者认为正是对朋友生活和微小成就的回忆，让他反省自己，大约两个月后，他写了自传。这是一篇奇文，形式上前所未有，更像是自传的框架。上面有他所有的官阶和加衔，以及有关家庭的所有正式信息。直到最后，他才指出他所认为的儒家生活最起码的条件：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开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祐。

他坚信天佑善人，而且只要遇有适当的机会，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中，他都会这样说。由于这显然是他的信仰，下文中所表现的谦抑一定是真诚的：

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牲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

也许是刘审交的死使冯道思考起了死亡问题。在写了他朋友无足轻重的生平之后，他一定想知道后人会如何看待他。他深知历史在中华文明中的力量。一想自己的道德败坏，他的良心就会不安吗？还是他认为应该为未来所有儒家的进步而现身说法？从我们对他的了解来看，笔者觉得后面这种理念才符合他的儒家责任观。

冯道当然不是一个经学家，也没有对任何一个皇帝忠心耿耿，但他对坚持当时流行的儒家思想，是忠实而坚定的。与他同时代的人很少会否认他是一个真正的儒家。然而，在一个世纪后儒学复兴的时代，他却被斥为下流，根据新观点所写传记，很快就成为有关其生平的公认记载。

第一个谴责冯道的是欧阳修，紧接着是司马光。二者都将冯道以儒家自居与他的不忠及自满进行对照。司马光谨慎地强化了欧阳的说法，以应对当时其他史家对他们的判断提出的反对意见。像吴处厚等人就指出过冯道的许多善举。另一些人则认为冯道成了五代时期一切罪孽的替罪羊。对冯道的辩护是：成千上万的官员有亏臣节，为什么只挑冯道的错？就算他至少有五次失节，但不止一次就更可恨吗？一次还不够吗？

司马光愤然答曰：

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他人为比哉？

这一直是冯道后来受谴责的主题——他失节的次数。一个人连续侍奉十一位皇帝一定显得很荒谬，没有一个皇帝是冯道不为之服务的。这是史无前例的。更不寻常的是，除了一个皇帝之外，他在所有皇帝治下都有最高的官位。确实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文臣的仕宦经历能与之相比。他该如何归类呢？他又怎能归类呢？多数的意见认为他罪大恶极之尤，也有点荒诞。

但也有少数人站出来为冯道说话。例如，吴处厚在为他辩护时引用了名臣富弼（1004-1083）的言论，喻之为孟子所说的“大人”（Superior Man）。吴曾（活跃于1150-1160年代）说苏轼（1036-1101）和王安石（1021-1086）很看重冯道，并认为欧阳修在谴责冯道时可能少不更事。但吴处厚和吴曾分别与蔡京（1046-1125）及秦桧（1090-1155）有关联，此二人在中国历史上都被指为“奸臣”，所以他们的意见不受重视。

12世纪以后，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主张盛行，很少有人为冯道辩护。只有王世贞（1528-93）和李贽（1527-1602），但他们都被视为试图“标新立异”的文人。另一方面，明代烈士温璜（1585-1645）对冯道的赞誉就不能忽视了。他的主要看法是，冯道是一个心地正直的好人，却受到诸多史家的严谴。的确，唯一一位试图理解冯道的杰出史家是赵翼（1727-1814），他说在那个时期忠诚根本不是问题；但连他自己也坚持认为冯道不知羞耻。总的来说，为数不多替冯道的申辩，要么被目为怪异，要么就被认为是诡辩。

赵翼（1727-1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