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藩镇组织的君臣亲密无间和高度私人化关系的主题贯穿整个五代。这种关系在冯道任职的第一个朝廷就很明显，那就是晋王——更广为人知的庄宗皇帝（923-926）的朝廷。这是唐室“中兴”的朝廷，庄宗着手恢复唐朝的宫廷体系，有宦官及其侍从，并对帝国中央政府的绝大多数职位都做了安排。但同时他也像此前的梁朝皇帝那样，将绝大多数藩镇官员留在身边，命为行政官僚，并且把他的部将安排在禁军。另外，庄宗异乎寻常地喜欢表演，他组建了自己的戏班，还准许伶人们干涉国务。在随后各派权力斗争中，远离皇帝的文武官员便失势了。剩下的三派中——宦官、伶人及藩镇僚佐——最有影响力的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得宠优伶，即使是从917年起便在藩镇任职的庄宗最亲密幕僚郭崇韬（死于926年）也无能为力。在926年，伶人与宦官合力置郭于死地，从而引发了一次导致庄宗之死及“中兴”大业之终结的叛变。

这是几个世纪以来宦官最后一次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是伶人最后一次有这样的机会。923-926年不是官僚们的时代，冯道在这时约有一半时间在家居丧，倒也是不错的。但他不会不明白这期间庄宗朝中权力斗争的意义。它不像过去那样发生在宦官与大臣之间，而是包括宦官在内的朝廷宠儿与新一代前藩镇将领之间的斗争。唐末文官因其无能而名誉扫地，如果不依附某一派系，他们就无法重获权力和权威。冯道及其同僚不得不表现得像藩镇旧僚一样，而不仅是传统清高的儒家官僚。

冯道没参与过任何争夺权力的活动。在庄宗的继任者明宗（926-933）治下，他的文学才能得到了进一步赏识，并很快地升为宰相。就在这次任命之前，有更多证据表明，文官在与藩镇官吏的权力斗争中落败。宰相任圜正要任命一位能干的文人来协助他，安重诲及其藩镇部属的党羽们则扶植了一个容易摆布又近乎文盲的人。明宗提出冯道作为折衷办法，他被广泛接纳是因为他“与物无竟”。他上任后不久便成了明宗亲信。他知道如何奉承，具有良好的幽默感，同时一脸诚笃，又愿意引用儒家经典来支持他提出的建议。

这就是他在明宗死后二十年里能与他所侍奉的九位皇帝合得来的关键所在。在侍奉宽弘的明宗时，他第一个完美地糅合了善意的规谏与文雅的奉承两种艺术，并被同时代人公认为是一个善于亲近皇帝的人。诸位皇帝们喜欢他的原因最重要的是他“与物无竞”，而且永远有动听的、令人宽慰的言谈。

从927年到954年冯道去世，他作为宰相和皇帝亲信的生涯只中断过两次。在934年夏天，他被派去担任一个小藩镇的节度使，为期一年多。这和他在明宗养子潞王夺去明宗幼子宋王的皇位时行动不得体有直接关联。934年初，明宗死后仅四个月的篡位行为，使冯道措手不及。他非常激动，在等候潞王进入都城洛阳的时候，他命中书舍人敦请潞王登位。当这位中书舍人拒绝这样做时，冯道便亲自劝说潞王登位。这一番努力并未彻底保全他，不久他便被黜至外郡。他在935年夏天历经数镇后返回京城，赋闲约半年时间，这是他整个履历中仅有的赋闲时期。但他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到936年初，他以司空的职位回到朝中，这是国家最高级的官位之一。

冯道在洛阳城门的介入在其官方传记中被略去。事实上，冯道生前，没有人要去修撰宋王与潞王两个短暂统治时期的实录，直到957年冯道死后三年，他参与潞王登基的第一份官方记录才出现。在此之前，他的角色在同时代的人中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但也许除了给拒绝从命的中书舍人卢导（866-941）撰行状的人之外，没有人曾经记载此事。这样不光彩的事件，不会出现在《旧五代史》的《冯道传》中，而应该只是作为卢导生平的一个故事，这也是对中国传记编纂的一个有趣的反映。

冯道在934-935年在朝闲旷的时间很短，甚至他的朋友们也忽略了这种失意。但他在944年中晋少帝（942-946）在位期间的罢职却更为严重。冯道再度被贬到一个小藩镇去当了一年半的节度使，之后又被调到了另外一个藩镇，直到947年初契丹征服了北方中国。这一次他离开了两年半，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段。契丹的胜利最终使北方十六州脱离中国的控制长达420年之久，但无论如何与冯道无关。事实上，冯道被贬至小藩可能是因为他反对皇帝主要顾问人员的战争政策。不管是不是这样，很明显，他对晋廷没有什么用。看来这是一种共识：“道好平时宰相，无以济其艰难，如禅僧不可呼鹰耳。”

砺波护《馮道：乱世の宰相》日文版封面

冯道在这种情况下丢掉在朝的官位并没有使他难堪。当契丹进入晋都开封时，冯道离开了他的任所去谒见契丹皇帝，他发现自己是个受欢迎的人物，因为从未有过与他们作对的不良记录。他很快就对皇帝施展圆滑老练的手腕，由于一些巧合，很快地就发现自己有能力挽救许多晋朝官员的性命。

冯道漫长的宦途也有较积极的一面。932年明宗在位期间，冯道与两位同僚下令编纂并初次刊印九经，这是五代时期最著名的举措之一，革新了此后几个世纪的教育及文官选任制度。在晋高祖（936-942）统治下，冯道在938年率领一个重要使团出使契丹，这在割让河北及河东（今河北北部及山西北部）的北方十六州给契丹之前。当所有各州县的档案交付契丹人时（包括冯道本人的家乡瀛州及景城县），冯道是在场的。在这次难忘的仪式中，冯道亲眼看到自己家乡成为契丹国最南端的一个县。他很好地完成了任务，所以在他回来的时候，高祖把维持和平的艰巨任务交给了他。高祖驾崩时，托付冯道务必保其幼子嗣位。但冯道并不认为这是明智之举，高祖死后，他帮助高祖二十八岁的侄子登位为新君（少帝，942-946）。

在后汉时（947-950），他过着非常平静的生活，写了一篇不同寻常的自传《长乐老自叙》，使得他在宋人的历史观念中转向负面（见下文对《冯道传》作者的讨论）。但是他的活跃阶段在951年的头几周真正结束了，当时郭威（周太祖，951-954）派他为使者，去迎接一个渴望登上后汉皇位的刘氏族人。冯道是个诚实恳切之人的名声，是他被选中的原因。他可能怀疑自己被当作诱饵，把一个急于登台的人送到了郭威的手中。冯道大获全胜：郭杀了那个皇子，夺得了帝国。冯道使郭威顺利登位的功劳，使他又获得了朝廷的最高官位。他已经是一个六十九岁的老人了，已经到了郭威父执辈的年龄了。他相当受人尊敬，以至于郭威从来不会直呼其名。

电视剧《太平年》中的郭威与柴荣

人们注意到，冯道从不公开反对他所侍奉皇帝的意愿。他在911年批评过卢龙节度使刘守光，919年反抗晋王，但此后他始终接受皇帝的决定，无论是对是错，既不质疑也不抗拒。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冯道好像是突然察觉到自己的过往有这样一个缺点，于是改了主意，激烈地反对起世宗（954-959）御驾亲征的决策。他的抗议激怒了世宗，被置之不理。两周后，世宗大获全胜，又过了不到一个月，冯道就得病死了。这第三次也是最后的一次冒险批评皇帝，冯道戏剧性地失误了。

毫无疑问，冯道本人和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认为他过着儒家的生活，在政务方面他也表现为一个儒者。在唐和五代时期，很少有像他那样杰出的人物声称如此超然于佛道二教。他所有作品和议论中一以贯之的儒家和传统基调相当显著，以至于他同时代的人乐于将当时儒家的荒诞编排进他的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传达出主流态度的生动印象。

冯道在言谈话中对名讳的一丝不苟，引出了这个用他名字作双关语的故事。冯道在评论一位名叫李导的年轻学者时指出，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跟自己的音近，但他又拿自己开起了玩笑说，说李导的“导”字在“道”下有一“寸”字。在中国俗语里，一个人没有“分寸”就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

另一个有关冯道陋行的故事是他做河南某藩镇节度使时，有十几个“酒户”请修复夫子庙。于是就有人在请愿状后面附了一首诗，嘲笑那些身居高位的儒生却等着底层老百姓去修孔庙。

这些故事反映了一个既无大儒，儒家观念也不盛行的年代。笔者认为，把冯道放在这种语境中进行理解是很重要的。五代文化史以纷乱、隐士和伟大的词人而著称，当时的散文后来被认为异常拙陋，思想和思想家也不出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冯道以散文家和儒者的身份在当时声名鹊起。在他所侍奉的皇帝中，有两位可以说是怪力乱神的狂热信徒（潞王及晋高祖），其余的人则奉持佛道二教。在十一位皇帝中，冯道至少和八人私交密切，如果不是出于信仰，他有足够的机会通过共同参与的宗教活动来巴结皇帝。但他似乎能不必借助宗教来维系亲密关系。在所有关于冯道与皇帝关系的文献中，只有一次提及皇帝与他商量无关儒教国家的事。这就是晋高祖问他对《道德经》评价，并邀他一同聆听高道的内殿讲经。冯道参加与否，不得而知，但他对皇帝的回答却完全符合那种掺杂着奉承和迂缓诚挚的风格。他给出的回答显得对宗教信仰宽容却又模棱两可，即无论是道士讲说《老子》还是僧徒受戒，都不可以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