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资本积累高度依赖金融渠道的背景下，资本的核心问题不再是如何扩大雇佣、增加剩余价值生产，而是如何在不稳定的价值实现条件下，避免为失败承担成本。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特征，这决定了资本必然通过各种手段将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在工业资本主义阶段，资本与劳动之间尚存在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资本虽剥削剩余价值，但是为了保证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的平衡，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社会再生产，也因此必须承担部分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如最低工资和基本的劳动保障，以及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和教育，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价值的增殖过程，即“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

而在金融化阶段，资本通过灵活用工、零工经济等形式，打破了传统雇佣关系的稳定性，将劳动过程的风险全面转嫁给了个体。约20%的美国成年人参与过某种形式的“零工经济”工作，包括短期任务、平台工时等。这些从业者没有固定的劳动合同，缺乏社会保障，收入不稳定，而且随时面临失业的风险。“零工经济”的本质是将劳动力商品中的使用价值碎片化，资本仅为创造价值的劳动片段支付报酬，放弃对劳动力长期再生产的责任。

更为重要的是，资本通过信用体系将个体生存与金融市场绑定，使个体成为剩余价值实现风险的最终承担者。资本通过设定信用评分、收入水平、就业状态等临界阈值，将劳动力划分为“可利用的”与“不可利用的”两类。对于处于“斩杀线”之上的个体，资本通过房贷、车贷、教育贷和医疗贷，将其纳入消费体系，使之成为资本升值的载体；对于跌破“斩杀线”的个体，资本则彻底放弃对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维持，将其排除在生产和消费体系之外。

这种机制的本质是：资本只为能够成功实现为利润的劳动支付报酬，而将所有未能实现资本增殖的劳动、市场波动的风险和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完全外包给个体，让个体来承担。“斩杀线”现象则将这种资本逻辑的必然性转化为一种主动的制度设计，标志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进入了更为残酷的阶段。

信用体系下“斩杀线”的不可逆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信用体系进行辩证分析，认为其核心功能是“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币流通的速度”。信用体系通过将分散的资本集中起来，为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提供了资金支持。在信用体系的作用下，资本可以突破时间上和空间上积累规模的限制，推动生产规模的跨越式扩张，这是信用体系推动资本运动的“积极”面向。但与此同时，马克思同样指出，信用体系也会把矛盾推向极端，“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

由于信用的本质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提前支取，这使资本的运动可以脱离实体经济的束缚，催生出可以实现独立运动的虚拟资本。这一运动的趋势将极有可能出现《资本论》第二卷中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规律的冲突——两大部类的平衡需要依赖于现实的价值交换，而虚拟资本的增值依托于未来剩余价值的兑现，两者存在根本冲突。原因是，价值增殖依赖于未来剩余价值的实现，一旦未来的剩余价值无法兑现，信用链条的断裂将直接引发金融危机，这是信用体系放大资本主义矛盾的核心机制。

更为关键的是，信用体系的扩张会加剧劳动力商品的异化：原本补充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生活资料，通过信用债务转化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导致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被过度压榨，信用债务迫使个体通过透支未来的劳动维持当下的生存，相当于提前消耗劳动力未来的使用价值，这也将导致“斩杀线”的门槛持续抬高。一旦个体无法再偿还债务，不仅会失去收入的来源，更会丧失进入社会再生产体系的资格，坠入再生产断裂的深渊。

总之，信用体系的存在会双向加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使资本借助信用，迅速地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强化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劳动者被信用工具绑定之后，更容易陷入债务陷阱，加重资本对劳动的剥削。

在当代美国，信用体系已经完成了从生产辅助手段到社会基础结构的转化，全面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住房、医疗、日常消费等基本生存领域，都普遍将个体生存需求以债务的形式被提前货币化。这种转变使信用体系已经不再仅作为资本扩张的辅助手段，而成为资本控制社会、剥削劳动的核心工具。

纽约民众在“纽约公共食品储藏室”排队领取免费食品。 新华社

教育债务是信用体系绑定劳动力的重要环节。美国教育数据机构在2026年发布的统计显示，美国学生贷款债务总额达1.833万亿美元。联邦学生贷款债务占学生贷款债务总额的90.9%，为1.693万亿美元；私人学生贷款债务占比为9.13%，其中包含297亿美元的再融资贷款。共有4280万学生借款人背负联邦贷款债务，人均债务余额为39547美元，而涵盖私人贷款的学生贷款人均总余额可达43333美元。截至2025年第四季度，有10%的联邦学生贷款处于逾期状态。

这意味着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已经背负了沉重的联邦债务，他们未来10-30年的劳动收入被提前锁定为金融资本的利润。更具不可逆性的是，个人的联邦学生贷款如果违约导致信用评分下降后，不仅无法获得后续的信贷，还会面临就业排斥。因为，美国雇主在招聘时还会调查应聘者的信用记录，信用不良人士会被优质的就业市场排除，这就形成了债务违约后信用破产、信用破产后遭遇就业排斥的恶性循环，极易跌入“斩杀线”以下。

住房与医疗领域也由信用体系所操控。美国的房贷市场通过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将住房需求转化为金融资本的增殖工具，这一机制也在2008年次贷危机中暴露风险：由于金融机构向不具备还款能力的个体发放次级贷款，再将这些贷款打包成债券出售，最终因房价下跌、次贷违约金上升，信用链条断裂，进而使数百万家庭失去了住房抵押权。

在医疗领域的信用债务也是“斩杀线”的直接触发点。美国医疗体系私有化与资本化导致成本失控。据调查，美国的人均医疗支出持续上升，在多国比较中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由于保险覆盖不足和高昂医疗费用，大量成年人延迟或放弃必要护理，约19%的家庭在某阶段无法全额支付医疗账单。医疗债务的“斩杀线”的不可逆性在于，当疾病削弱了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债务压力将进一步剥夺康复和营养等再生产条件。

如上信用控制体系将个体的生存权与信用状况直接挂钩，个体无论是因失业导致收入中断，或因疾病产生巨额债务，还是因违约导致信用评分下降，其失去的都不仅仅是收入，同时也是进入再生产体系的资格。这正符合《资本论》对劳动力“商品”的特殊性的论断，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不可分割，工人一旦失去维持价值的基本生活资料，其使用价值也会随之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