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茱迪·迪恩，译/刘昭媛、孙晋】

一、

在《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问道：如果我们不再是资本主义，而是在更糟的其他社会制度中？?这个问题具有挑衅和亵渎的意味，而且令人不安，因为它迫使反资本主义者面对一种拒不承认的、对资本主义的依恋。共产主义本应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但现在它不在这里，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还在资本主义阶段？毫无疑问，这种假设阻碍了政治分析。如果我们已经拒绝了严格的历史决定论，我们应该能够考虑资本主义已经变异成某种性质不同的东西的可能性。沃克的问题引发了一场思想实验：目前有什么趋势表明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更糟糕的东西？

茱迪·迪恩：“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终结？”，截图来自洛杉矶书评

在过去十年中，“新封建主义”已经出现，并与极端不平等、普遍不稳定、垄断的权力以及国家层面的变化相关联。保守派地理学家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借鉴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对全球自动化经济中极端不平等长期性的强调，他将美国的未来设想为大规模的农奴制。一个没有财产的下层阶级将通过满足高收入者的需要而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训师、儿童保育员、厨师、清洁工等等。避免这种新封建主义噩梦的唯一办法是补贴和放松对高就业行业的管制，正是这些行业使美国人拥有郊区住房和开放道路的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这些行业包括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石油、天然气和汽车业，以及公司化的农业综合企业。与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对社会主义的攻击中萦绕的农奴制幽灵不同，科特金将敌人定位在资本主义内部。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在某些方面更类似于封建结构——其流动的障碍往往是无法突破的——而不是混乱的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在这个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想象中，封建主义取代了共产主义。中央集权的威胁和对私有财产的威胁这些意识形态因素仍然存在。

一些科技评论员对科技在当代封建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持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批评态度，尽管他们并不支持化石燃料和郊区生活。早在2010年，高科技大师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就在他颇有影响力的著作《你不是小玩意》(You Are Not a Gadget)中观察到了互联网农民和互联网领主（lords）的出现。随着一批科技公司变得日益富有和更加剥削——基于工人的廉价劳动力、用户的免费劳动力以及那些拼命吸引就业机会的城市给予公司的税收优惠，科技公司的所有者们变成了亿万富翁，这一主题的内涵变得更加丰富。苹果、Facebook、微软、亚马逊和Alphabet(谷歌的母公司名称)加在一起的价值超过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除了美国、中国、德国和日本)。这些科技超级巨头的经济规模和影响，比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都要大。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形容他们的统治地位是“封建主义的超现代形式”。

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在他对复杂网络结构的分析中解释了支撑这种新封建主义的手段——以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为特征的网络。这些是人们自愿建立联系或做出选择的网络。每个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人们喜欢这些东西是因为其他人喜欢它们(例如，Netflix的推荐系统正是基于这个假设)。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布遵循“幂律”（a power law）（译者注：幂律是两个通俗的定律，一个是“长尾”理论，只有少数大的门户网站是很多人关注的，但是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就是小网站，小公司。长尾理论就是对幂律通俗化的解释。另外一个通俗解释就是马太效应，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最受欢迎的条目的点击或者链接通常是两倍第二受欢迎的条目的两倍，而第二受欢迎的条目则是第三受欢迎条目的两倍。以此类推，直到分布曲线的长尾上的差异都变得微乎其微。这种赢者通吃或赢者多得的效应就是分布的幂律形状。最上面的那个明显比最下面的那个多。分布的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个很长的尾巴。这一曲线上有几个亿万富翁和十亿不稳定的工人。复杂网络的结构意味着，网络中项目越多，高层的回报就越大。它还会引发竞争，争相抢夺注意力、资源、金钱、工作，以及任何具有网络形式的东西。这导致了人们注意力的集中。因此，自由选择、成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在幂律分布的制度下，上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多得多的权力。

幂律概述图

幂律分布不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是可以被阻止的。但这需要政治意愿和制度权力来实现。然而，20世纪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努力创造条件，以促进而不是阻碍自由选择、增长和优惠依附。

奎因·斯洛博丹（Quinn Slobodian）的《全球主义者:帝国的终结和新自由主义的诞生》（Globalists: The End of Empire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ism）记录了新自由主义的策略，即为了促进全球贸易，削弱民族国家对其经济的权威。受到南营成员（译者注：指发展中国家）中新的后殖民主义国家有组织的一系列要求的威胁，这些要求包括赔偿、争取对本国自然资源的主权、稳定的商品价格和对跨国公司的管制，新自由主义在1970年代寻求“规避国家政府的权威”。他们倡导一种多层次的监管方式，一种竞争性的联邦制，让资本约束政府的同时，自身也不受民主控制的影响。用斯洛博丹的新自由主义支持者之一，汉斯·威格罗特(Hans Willgerodt)的话来说，新的竞争性联邦制要求国家“向下与联邦机构分享主权，向上与国际法律共同体捆绑在一起”。

阿兹玛诺娃(Albena Azmanova)的《处于边缘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on Edge)一书没有关注新自由主义的起源，而是展示了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是如何导致一种新的不稳定资本主义的。推动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贸易的政策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全球市场从一个“国家经济通过贸易协议整合到跨国生产网络”的体系演变而来。由于这些网络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尚不确定，保持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已成为“首要政策问题”。竞争力已经取代了竞争和增长，成为国家的目标，这导致国家不是优先考虑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消除垄断，而是“帮助特定的经济行动者——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润竞争中表现良好的人”。阿兹玛诺娃承认，私营部门一直受益于公共资金，她强调了一种资本主义形式的新颖性，即“公共当局挑选被授予这种特权的公司”。“国家不干预并打破垄断。他们创造并奖励垄断。

垄断集中，加剧的不平等，以及国家对市场的屈从，已经改变了积累，以至于现在通过租金、债务和武力产生的资本增益，与通过商品生产产生的资本增益一样多。阿兹马诺娃（Azmanova）指出，经济中相对不受竞争影响的部门的私有化——能源、铁路、宽带——赋予所有者“食利者的特权地位”。从全球来看，在知识和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产生的租金收入超过了商品生产的收入。在美国，金融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大于制造业。资本没有再投资于生产，相反，它被吞噬并作为租金重新分配。定价过程已经远远超出了工厂，进入了复杂的、投机的、不稳定的环道（circuits），越来越依赖于监视、胁迫和暴力。

资本主义正在把自己变成新封建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