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选择大学专业应该从未来就业考虑，还是从兴趣去考虑？您怎么看这个事情？

张军：我个人是很反对从就业角度去选专业的。事实上，大学也没办法提供一种完全从就业角度来考虑的专业方向。即便你在专业目录中看到有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但那并不意味着你在大学期间像培训一样去学这些东西，95%的内容仍然是基础训练。

我认为社会上存在一种误解，大家总认为在选专业的时候要迎合市场需求，其实市场需要的并不是那5%，而是95%。

王慧：现在很多帮助高中生选大学专业的“导师”非常火，其实也是在制造一种焦虑，在学生还没有进入大学之前，就让大家焦虑毕业之后要找什么工作，学什么专业不容易找工作，不能选夕阳专业，要选朝阳专业等等。

张军：这恰恰说明我们的社会对那95%的认知是不够的。作为家长，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不能更加独立地分析和思考这些问题，反而老是受一些所谓“报志愿老师”“考研导师”或是一些推荐人的影响？同时，学生也需要反思，如果你是因为受这些人的影响选择某个专业，那么你在大学待了四年以后，最起码应该把你的这种想法矫正过来，你会发现过去轻信了别人的言论，自己缺乏独立分析的能力，而大学培养的就是这种能力。

如果你从进入大学的那一刻开始，就想着我将来怎么样去就业，这就会影响你时间的分配。在大学阶段，你最重要的时间应该花在提升你的素质、能力，以及基础训练上，比如大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讲座，有著名人士的分享，而你从来不去听这些讲座，觉得浪费时间，从长远来看，这是非常不划算的。

王慧：我们刚刚聊到了就业，聊到了收入，接下来想跟您聊聊消费。现在扩内需的一个重点就是提振消费，我们也提出了《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这几年为什么大家不愿意花钱了？是没钱花还是不敢花钱？

张军：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从数据上看，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相对偏低，不仅仅是和发达国家比，即便是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都偏低。所以，这就提醒我，我们在统计上看到的情况，恐怕是由一些非常基础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是系统偏误。

如果存在系统偏误，那造成这些系统偏误的因素可能是什么？

我们可以把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结构跟其他国家作对比，把欧美国家看成一部分，把其他发展中国家看成一部分。对比之后会发现，中国居民的商品消费占比和其他国家没有显著差异。

2025年12月15日，市民在江苏省淮安市一家生活超市购物消费。 IC Photo

主要的差异体现在服务性消费上，这又回到了之前我们讨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居民的消费支出当中，用于购买服务的部分占比偏低？不仅比发达国家低，也低于很多主要的发展中国家？

王慧：我们是不爱享受吗？

张军：你可以认为我们不爱享受，但我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居民普遍爱买房，我们有65%，甚至更高的家庭财富是在房屋上面。有了住房之后，居住消费这一块就没有了，在统计上反映不出来了。

王慧：买房不是更大的一笔消费吗？

张军：买房不是消费，买房是储蓄，储蓄跟消费是反向的。可以说，在过去20年里，中国居民经历了一个“强制储蓄”的阶段。

王慧：买房不计算在我们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里面？

张军：它不计算在社零里面，也不计算在消费开支当中。大家买了房子，住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居住消费理论上就变成了零。这肯定是不合理的，所以国家统计局要核算，把这一部分加上。

刚刚我也讲了，过去我们加上的这部分是通过建房成本*折旧率来计算，因此数值偏小。而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是用市场租金*折旧率来计算，将其作为居民居住消费支出，我们把它称为居民自有住房的虚拟租金，这笔租金实际上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得把它算出来。

这部分租金就构成了拥有自有住房居民的居住消费，中国改用市场租金法核算之后，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变大，使得GDP得到相应增加。

因此，居住消费被低估，是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占比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服务价格整体偏低，这也导致居民在服务消费上的支出看起来比较少。这些要通过横向比较才能看出来。比如，老百姓在中国看病住院，床位费只要几十块钱。做常规手术的价格也不高，而且医保可以覆盖。看病挂号自己也只要付几块钱。但在欧美国家，挂号费可能就要数百元。有人做过测算，说美国的住院费用是中国的23倍。

再比如教育，一个中国大学生如果住宿舍、吃食堂，在不计算其他消费品的情况下，他一年的学杂费大约一万元出头。而在美国，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学杂费，大约是1.2万美元。

我们生活在中国，对这些习以为常，并不见得能意识到我们的服务价格低。

所以，当我们说中国家庭消费支出偏低时，相当重要的原因是价格的问题和居住消费虚拟租金核算系统偏误的问题。剩下来的，才是现在媒体上谈论比较多的，可能因为收入不高，或者是对未来收入没有太大的信心等等。首先它是个统计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