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我们接下来要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投资的比重。您认为这个比重提高到多少比较合理？又该怎么量化和考核？

张军：从宏观统计上，我们可以进行横向比较。比如，可以把中国财政支出中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占比，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进行对比。

当然，这里会遇到一个统计上比较模糊的问题，因为不同国家对“民生”范围的界定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我认为可以采取一种相对简单的方法，比如将政府支出中用于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养老这四方面的所有开支加起来，把GDP做分母进行计算，中国目前这个比例大致在7%-8%，而发达国家的占比一般都在20%以上。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当前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占比，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较大差距。

但是，我并不认为，我们需要一步跨到发达国家的水平，重要的是我们在未来新增的财政资源里，要拿出更多的比例来增加这方面的开支。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用于民生保障领域的政府开支，其增速应该要快于其他领域支出的增速，只有这样，这一比重才能逐步提高。

我认为，在未来10年-20年，我们的财政支出当中，增长最快的领域应该是民生相关领域，在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和养老这四大保障方面，会花更多钱。

王慧：您刚才提到主要是政府投资。除了政府投资之外，您认为，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调动和激发民间投资在“投资于人”上的积极性？

张军：与民生相关的这些领域，大多数都属于服务部门，并且有很强的公共属性，比如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医疗体系、养老服务以及住房保障等。

政府在这些领域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财政也应该有更多支出，提高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但从全球经验来看，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完全依靠政府提供所有公共服务，通常是政府和市场相结合。

在我们国家，公共服务总体上是由政府负责的。我们有一套独特的做法，比如将大多数公共服务部门纳入事业单位的范畴，所谓“体制内”指的就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

我认为，从“投资于人”这个大方向来说，光靠政府来提供公共服务是不够的。我们要把政府投入跟社会投入结合起来。这意味着，未来我们要逐步推进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

比如医疗体系，大多数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基本都是公办。凡是公办，它都被纳入事业单位的体制内，主要依赖财政投入，因此医生待遇相对较低，显然低估了医生的工作量和价值。

2025年12月22日，上海一三甲医院门诊大厅内，就诊者有序排队。 IC Photo

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对医疗的需求持续增长，优质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都在想办法扩容，但财政投入却非常有限，因此医院只能通过部分市场化的行为，通过创收来解决财政投入不足的问题，提高医生待遇等。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除了最基础的医疗服务，例如社区医院可以由政府全面覆盖之外，绝大多数的医院，完全可以用非盈利法人体制来解决。它可以不必纳入现有的体制内，但也不像公司那样以盈利为目标。作为医院，它仍然具有公益属性，是非营利机构，不追求利润，但它的收入要覆盖成本，要能活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医院可以按照市场标准来定价。

我们目前在探索推动分级诊疗，基层社区医院可以由政府财政覆盖，但是否所有医院都必须由政府财政完全纳入体制内进行管理和投入，我认为，这恐怕是将来需要讨论和改革的。

王慧：也就是说，您认为医院可以作为一个非营利机构，但在一定程度上采用市场化的方式。

张军：对。可能有些人会担心，这样一来医院收费会不会变高？从全球经验来看，其实也不见得，美国是高的，但是欧洲有很多国家没有那么高。

这个时候，可以有商业保险作为补充，关键问题在于将商业保险引入医疗保障体系当中。最近我们也看到，一些药品已经被纳入商保目录，商业保险可以覆盖。

王慧：确实，很多民生的问题需要通过创造性的方式在未来得到解决。其实老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有很多。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说，有钱花、敢花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未来五年怎样才能让老百姓增收？

张军：一说到增收，大家自然会想到经济要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因为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工资性收入，所以首先得有工作，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其次，我觉得对中国来说，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这个问题在中国比较复杂，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归属，不同的体制，还有地区之间的差异，这就导致我们的货币工资的形成机制比较复杂。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你在体制内，那你工资是由国家定的，什么时候调整、怎么调整，主要取决于财政状况，而不是完全根据市场节奏。尽管体制内的工资水平不算高，但保障较为完善，例如养老金水平相对较高。

那些完全市场化的民营企业，其工资水平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地方政府会根据当地的物价和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最低工资标准，主要是用于指导民营企业。在当前物价一直处于低位徘徊的情况下，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可能也基本上不动了。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循环：如果物价比较低，工资通常也不太会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