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您一直强调，要打破“低物价、低工资”的循环，这个循环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张军：市场工资是受地方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来调节的，而最低工资标准和体制内的工资都会参考物价，当宏观层面物价比较低的时候，他们调整工资的动力就比较低，换句话说，物价影响了工资。反过来，工资低了之后，你的支付能力和需求就相对较弱，需求弱了之后，物价就不太可能上升。这样一来，就会形成一种工资和物价相对平衡的状态，物价低，工资就不可能高，工资低，物价也不可能高，二者互为因果，好像谁都不会率先打破这个平衡。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说，如果要打破这种平衡，该从何处入手？

韩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采取的办法是给大家加工资。加工资相当于给大家发钱，看能不能打破这个平衡。我看过韩国经济学家做的一项研究，那十年就是因为加工资，让韩国摆脱了低工资、低物价的循环。

因为加工资会让需求上升，需求上升会带动物价，物价涨了，无论最低工资标准还是体制内的工资，都会参考物价上涨。这样就形成一个循环。

在中国，体制内的工资由财政负担，相对较低且调整较慢，同时还会影响民营企业的工资水平。因此，我们需要充分研究，如何形成工资合理增长的机制。

2024年12月1日，2025年度“国考”公共科目笔试北京市第二十二中学考点。IC Photo

在过去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货币工资的增长是慢于经济增长速度的，从初次分配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更多的份额分配给了资本，劳动的份额相对较低。即便是今天，我们的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GDP的比重在52%左右，跟发达国家和大多数主要经济体相比，依然较低，它们一般都在60%，甚至60%以上。

现在我们经济增速放慢了，劳动生产率放慢了，货币工资的增速更加不可能太快，但是我们能不能通过形成货币工资的合理增长机制，让货币工资的增长跟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较接近？

王慧：要怎么形成这个增长机制呢？就像您刚刚说的，韩国为了打破“低物价、低工资”的循环，他们用了10年的时间去加工资，如果我们国家要打破这个循环，您觉得这条路径可行吗？

张军：我认为，这是一个政策选项，对于缓解经济紧缩来说，加工资肯定比勒紧裤腰带效果更好。如果经济状况比较低迷，或者说需求比较吃紧，这个时候让大家过紧日子，经济状况可能会更加严峻。所以我认为，这个时候需要打破“低工资、低物价”循环的状况，总得有一个地方先开始。

提物价是不太可能的，那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工资入手，让工资不那么受到物价的影响，比如最低工资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往上提，货币工资在这种状况下能不能保持相对合理的增长等等。这些都可以作为打破现有平衡的政策选项加以考虑。

王慧：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物价低蛮好的，买东西便宜。但是大多数人可能都没有想到，低物价最后会导致自己工资是低的。

张军：这就是合成谬误。站在个体的角度，在货币工资收入没有变的前提下，物价低当然会增进你的福利。但你要考虑到整体经济层面的状况，当物价长期偏低时，工资往往缺乏上涨动力，最终形成更加明显的紧缩环境。

王慧：我们刚刚谈到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当中的工资性收入，这部分占比在2024年达到了56.5%。另外一部分是财产性收入，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一直比较低，这个比重在2024年是8.31%，而欧美国家在20%左右，为什么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相对这么低？怎么才能提高这方面的收入？

张军：我认为，中国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在统计上是被低估的。中国居民主要的财产是房子。过去，我们采用的是一种较为传统的方法来核算住房服务价值，即用建房成本*折旧率。

这种方法会系统性且较为严重地低估居民财产性收入，因为一方面房屋的价值和同类房屋的市场估值相关，而不是由建房成本决定，另一方面，折旧率（城市2%，农村3%）本身定的也比较低。

不过，现在国家统计局已经调整了核算方法，改用市场租金法，这更能反应当前房屋的价值。在调整核算方法后，居民自有住房服务增加值大幅提升，增加值是计算到GDP里面去的，因此2023年的GDP也相应进行了上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