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0年前的国产电影有多敢拍？1985年的《黑炮事件》以大胆而犀利的笔触，留下了至今仍被视为“先锋”的影像印记：

工程师赵书信（刘子枫 饰）出差时遗落了枚黑色炮棋，他发了封“丢失黑炮301找赵”的电报给旅馆。岂料，一封寻棋电报竟被视作可疑暗号，触发了一场秘密调查。赵书信被调离原岗，取而代之的是一位完全不懂工程术语的旅游翻译。外行翻译错误频出，中德合作的WD项目受影响，工程进度步步维艰……

黄建新导演的这部职业生涯首作，从美学到立意，四十年过去仍被不断重温和探讨，也被视为中国电影的里程碑之一。该片在八十年代送审受阻，后来黄建新的恩师、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吴天明扛下了所有责任，助力影片过审，终成经典。

而黄建新本人的创作轨迹，也几乎与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同步——八九十年代，他执导了《黑炮事件》《错位》《背靠背，脸对脸》等佳作，成为第五代导演代表人物；2003-2011年，他担任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会长，参与合拍片，监制了《投名状》、参与制片《木乃伊3》等商业大片；2009年后，他执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1921》这些主旋律全明星影片并担任《长津湖》编剧。

从作者表达，到商业转型，再到新时代主旋律定调，有人评价，“其实黄建新拍的一直是‘主旋律’，只是每个时代的主流不同。”

近日，《黑炮事件》作为2025吴天明青年电影展开幕影片在浙江嘉兴放映。映后，新潮观鱼对话黄建新导演，聊了聊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实践和探索，从技术变革到创作生态，畅谈电影与时代发展的关系。黄建新坦言，“每个年代有每个年代的困惑”。

1985年，《黑炮事件》荣获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故事片奖（华表奖的前身），刘子枫（右二）获得第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该片还获得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美术、最佳影片提名以及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10大华语片奖。 西影网

【对话/新潮观鱼】

“很多人觉得那些经典不该出自国企，可它们恰恰就出自国企”

新潮观鱼：黄导您好，很高兴在吴天明青年电影展与您交流。您的作品《黑炮事件》《错位》面世近四十年了，在今天的影迷中依然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口碑，您看到年轻影迷的讨论了吗？

黄建新：我偶尔会看豆瓣，最让我触动的是，疫情那会儿，大家花很多时间上网，《错位》的评分一下子从7分多涨到8分以上。那几年AI、智能话题热起来了，大家说，奇怪，40年前居然就有这么一部电影拍智能人了。

电影《错位》中，赵书信让机器人替他应付文山会海并批复文件，机器人练习签名“同意”。

其实那部片子重点不是智能人，我想讲异化论，只是借了智能的外壳，没有过多阐述智能概念。结果网友不知道从哪儿翻出了我当年的送审报告，上面有我的笔迹，写主人公造了一个智能人替他去开各种各样没有意义的会议。我都看懵了，这真是我写的吗？我忘了。

机器人越来越不听赵书信（刘子枫 饰）的指挥，赵书信感到警惕。

现在观众开始解读老电影，不光我的作品，很多老电影都被翻出来讨论。有人感叹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陆续斩获欧洲三大奖，海外电影也佳作频出，比如1994年是全球电影爆发年（新潮观鱼注：《肖申克的救赎》《低俗小说》《阿甘正传》冲击同届奥斯卡）。

其实改革开放是道分水岭，在那之前中国电影基本一致地表现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大概念；之后中国电影就呈现出了多样化，现实主义、戏剧性、文学性、表现主义等类型都出现了。

戏剧、小说、舞蹈和文学也从那个年代开始，出现了崭新的面貌，是文化一致呈现多元化的时期。年轻人都有阅读的欲望，都在看弗洛伊德、尼采、叔本华、康德。

新潮观鱼：我们印象中80年代青年很爱文艺，您觉得为什么？

黄建新：每个年代的文化跟实践形式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的艺术创作深受前苏联的影响，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面向世界，全世界的东西涌进来，大家像海绵一样，对未知的部分充满好奇，自然就去阅读。

在阅读中，不同流派的作品对某一群落的人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概念后来叫作“分众”（具有相似兴趣、价值观或文化认同的文艺消费者群体，在文化消费中呈现同质性），其实所有文化产品都有“分众”，不可能全盘通吃，那时候就出现了最追随艺术潮流的一拨人。我们当时开玩笑说，这算是中国的一次“文艺复兴”。

2025年9月，浙江嘉兴，黄建新与新潮观鱼对话。

新潮观鱼：您和很多大导演都在这个时期脱颖而出，80年代是不是很容易出“神作”？

黄建新：你看八十年代的电影，《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红高粱》《黑炮事件》《霸王别姬》，每个都截然不同，充分展现了那代人在电影里从不同角度、用不同的艺术方式和艺术主张去诠释他们所理解的生活。我的片子也只是被卷在那个多彩的时代浪潮中。

《霸王别姬》是完整的戏剧化人物关系，拍得臻于完美；《红高粱》充满了野性的张扬的生命力，还有一点点魔幻现实主义倾向；《黑炮事件》是结构主义，黑喜剧。

《黑炮事件》剧照

那种不同维度的探索、拓展和追求，以少有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路上留下了印记，让我们看到一个民族心灵的发展史。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不光记录生活形态，还记录民族的心灵成长。

人就是这样，生命撞上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时代，是运气，我们这一批人就赶上了运气，身在其中，跟着时代做了一点事，但更多是受益于时代。不光是电影，整个文化界都充满活力，那种活力赋予创作者原动力，让你热情地拥抱所关注的一切。我用“拥抱”这个词，就是不论好坏，只要真实。

新潮观鱼：当时导演们拍片的环境与方式，与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黄建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大家现在喜爱的那些80年代末、90年代的电影，全部出自国有电影厂，这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按他们的逻辑，一定是不在体制里的人才会去探讨那些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

反观现在，电影市场化了，为什么资本不投这样的电影？这就是立场不同，一个是为赚钱，一个不完全是。这是中国特色，国外不是这个逻辑。

那时大家会反思我们如何发展、如何追上全世界，如何变成一个强大的自信的国家，电影能做什么？也就是那个时期，中国电影开始被全世界电影人关注到，被选进各个电影节。

黄建新（左）在《背靠背，脸对脸》拍摄现场。

我记得八五、八六年那会儿，我们第五代导演的电影只要一开机，各大电影节的选片人就直接来摄制组预定，根本不用自己报名。那时候，国际电影节是盼着中国电影去的。选片人不会绕道公司，而是直接找创作者交流。他们跟我们特别熟，无话不谈，会直接讲电影里哪处不理解，也会坦白为什么选你、为什么不选。

最早的时候，我们常和马可·穆勒（Marco Müller，后来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盘腿坐地上聊。新西兰学者康浩（Paul Clark）也和我们特别熟，他八十年代写的《中国电影》成了美国选修课教材——那是中国第五代导演的作品第一次被介绍进北美课堂。

2021年6月12日，上海国际电影节，黄建新（左四）与马可·穆勒（左一）担任金爵奖评委。

当时我觉得电影很神奇。因为我们英文都特别烂，就陈凯歌好些，但通过电影，却能认识全世界很多人。九十年代前后，我们这几个人一年出国几十次，作品到处展映，对方寄张邀请函，我们就飞过去了，国际交流特别频繁。

不像现在，中国电影入围一个电影节，在网上做大量宣传，当成一种荣耀。那会儿这都是常态，不怎么宣传，我们去了别人都不知道，有时得奖了，奖寄到电影局了，局里通知我们赶紧领走。这样有个好处，大家一门心思只想把电影拍好。

那时候的导演和现在不一样，没有要挣多少钱的欲望，因为也挣不了那么多。大家在电影厂有工资，每天几毛钱补贴，就一个念头——拍一部好电影，以后还能接着拍。

现在生活压力大，创作者希望多挣点钱存着，就多了一层计算，甚至有的孩子豁出家底拍片，这些钱回不来都没法生存。生存成了导演的钳制。而八九十年代在体制内没这压力，拍得好就继续拍，创作相对单纯。

《站直啰别趴下》由黄建新执导，改编自邓钢的小说《左邻右舍》，冯巩、牛振华、达式常等出演，于1993年11月6日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