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观鱼：很多人认为您的事业选择与中国电影工业发展的节奏是同步的，八九十年代专注于艺术电影，到了03年后专注于“商业大片”。

黄建新：也不算，其实电影行业的改革一直落后于其他行业。80年代深圳开始改革，而电影到1993年才开放民营投资。

90年代中国电影市场一度进入特别糟糕的处境，一方面艺术成就很高，被认为是影响力的巅峰；另一方面，票房很惨，全国一年就7亿票房，从业人员57万，电影厂没钱了，工资都发不出来，各个厂长到处借钱发工资。

《站直啰别趴下》剧照

那时候电影新鲜度不够了，新一代人不看我们的电影，宁愿去录像厅看盗版碟。电影院没人了，改成各种茶餐厅。中国电影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所以在关键时刻，主管部门放开政策，允许民营投资和合拍。

1995年，美国演员施瓦辛格的电影《真实的谎言》在国内上映。这片子一来，本来没人的电影院门口排起长队，给了我们一个信号：电影有人看，只是我们以前拍的没人看。

我们意识到需要主流电影——符合绝大多数人理想价值的作品，要爱憎分明。比如警匪片最后好人一定抓到匪徒，这是全人类向善的共识。美国电影就是靠这个通吃全球，港台功夫片也是。为什么观众看完来劲？因为大家代入正义一方，施瓦辛格那种片大家爱看，它收拾了恐怖分子。

当时港台片、美国片占中国票房很大比重，国产片只剩一点。那时我们就知道，中国一定要拍自己的主流电影，才能夺回市场。现在我们夺回来百分之七八十了，这些是拍给中国人看的电影。

电影《建党伟业》片场，导演黄建新（左二）跟演员张嘉益（饰李大钊）、冯远征（饰陈独秀）讲戏。

1998年，我从西影厂调到北京，在合拍公司做艺术总监，参与合拍项目，接触到全世界的电影。那时我就有个转变：能不能在合拍公司推动建立更符合主流价值、老百姓爱看的电影的生产模式和工艺流程？

我在合作中学会了监制制度，分清了投资者、组织者和主创的职责和生产系统，这是我后来做监制的原因。

新潮观鱼：中国电影改革走到今天，又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不少公司强调“降本增效”，有观众希望“砍明星片酬”，未来电影会这样操作吗？

黄建新：这是市场调节，如果大家都投不起钱，就会变化，比如把部分酬金转为分账模式，演员赚了就多拿，不赚就拿基本数，全球都这样。

不过，我们不要老认为人家钻钱眼里了，有的演员就有理想主义，为喜欢的艺术片甚至不要片酬，就想去电影里体会下深刻的人生。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不同电影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市场机制是多元的，艺术片、探索片、文艺片各有各的处理方法。

《建党伟业》剧照，周润发饰袁世凯，赵本山饰段祺瑞，范伟饰黎元洪。

新潮观鱼：您对电影的未来有信心吗？

黄建新：我没那么悲观，起起伏伏很正常。因为我们经历了中国电影几乎没人看的年代，比现在惨多了，现在算个啥？大家一年还能拍几百部电影，票房还能保持四五百亿，那时候全国一年才五十部电影，现在的情况不是事儿。

另外，经济总量中，艺术这块自有其比例。美国好莱坞票房从08年到现在一直维持在90-100亿美金。我们到过六百多亿，现在四五百亿也晃了十年了，到今年大家都说不行，但总票房可能还比去年多点。总量摆在那，不用太担心。

1994年黄建新、杨亚洲执导的电影《背靠背，脸对脸》

还有一点，现在发行端失衡了。2024年全国平均上座率只有5.7%，得达到12.5%以上才能不赔钱。按现在全国8万多块银幕算，全年收入得到800亿才能赚钱——其中影院自营（爆米花、文创等）占100亿，电影票房要700亿，但现在我们只有500亿，所以影院全线亏损。

不过大家别灰心，调整已经开始了。一些效益差的影院已经陆续关停，等到创作端和输出端基本平衡时，影院能赚钱了，说不定还会出现一批艺术影院。这个调整过程可能有点慢，但我还是想给大家鼓鼓劲儿，这只是大环境下的一个波折，不要绝望。

其实我希望大家关注电影自身的变化。现在大家的讨论都是围绕着真人电影，有些故事可能更适合动画或其他形式，可以多试试。

大家要坚信一点，看电影是相当大一部分人的需求。虽然可能一年看不了几次，但每次看到好片，就会激发下次再看的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下也要求创作者必须努力出精品，拍好片——如果观众连看三部烂片，他可能一年多都不会进影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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