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对外援助和受援国政府的关系

虽然近年以来一直强调受援国的自主性，但是脱胎于支持殖民地发展的ODA仍然强调双边援助机构和NGO的作用，往往忽视受援国各级政府的作用。

援助双方关系的不平等性是ODA的本质之一：援助国采取“有条件的援助方式”，要求受援国接受附加条件，在某些领域进行改革，这本身就隐含着对受援国政府的不信任。

这些援助机构和NGO直接向受援国国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在教育、医疗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中实际上形成了一套“平行政府”的公共服务系统。这种安排看起来可以克服部分受援国政府腐败和低效的弊端，长期来看却不利于受援国政府的能力建设，不利于受援国的长远发展。

不仅如此，这些援助机构和NGO往往提供非常优厚的待遇和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原本就职于受援国政府机构的人员，导致受援国政府能力的进一步损失，助长了受援国对于国际援助的依赖。

相反，中非发展合作中强调双边政府的地位和作用，中国机构和公司大多不直接参与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中国国际扶贫中心（IPRCC）和商务部等机构还为受援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加强他们治理和服务受援国人民的能力。

资料图来源：中国国际扶贫中心

6、“软基建”与“硬基建”之争

如前所述，二战结束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传统援助国为非洲各国援助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并提供了大量的相关贷款。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和“新自由主义”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ODA逐渐放弃了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而仅靠积贫积弱的非洲地区自身也难以有效地提升基建水平。

国际发展研究对于政府能力的重视、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和苏联解体以后转型国家问题[5]的出现，导致ODA开始重视软基础设施（Soft Infrastructure）的建设，转而将物质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空白留给私人投资。

所谓“软”基建，主要指的是如法律法规、商业规范和人力资源等非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学和国际发展研究都认为软基建和道路交通等“硬”基建同样为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社会日常运转提供了基础性的支持作用。

中非发展合作自1990年代以来则一直将重点放在硬基础设施（Hard Infrastructure）的建设上，如道路交通和公共设施等，大量的中国基建资金和力量极大地改善了整个非洲的基建水平，促进了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国对于非洲基础设施的改善作用在国际上颇受好评，已经成为中非发展合作的重要的特点之一。

7、援助与工业合作项目的关系

同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一样，传统援助国在早期也非常关注非洲地区生产性领域的建设，为地区内的国家建设了一些工厂，促进了经济增长。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渐推进，这些工厂因为管理机制不力和技术水平低下而逐渐失去竞争力，这一现象引发了国际发展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欧美各国纷纷出台保护本国工业生产的援助政策——亦即不得使用本国财政支持可能导致本国纳税人失业和经济损失的政策，比如美国对外援助所必须遵从的“美国制造”（Made in America）原则，ODA对于非洲国家实际生产领域的支持完全停止。

当代的ODA模式基本没有针对生产性领域（Productive Areas）的投资性援助，而基础条件较差的非洲地区又无法吸引足够的私人投资，从而严重制约了ODA发展效果和受援国发展能力的提升。

中非发展合作为非洲合作方提供了大量的生产性领域投资作为“工业援助”，如近期提出的国际产能合作项目，帮助非洲国家实现适合自身发展水平的工业化，促进了经济增长。

这些“投资性援助”和产能合作项目大多并不采取传统的赠予性援助的方式，而是综合了优惠贷款、优惠出口信贷、合作工业园以及股权投资的方式，为合作项目提供启动资金与合适的中国企业合作方，帮助项目落地。这种发展合作方式取得了明显的发展效果，却因为不符合ODA的标准而很难被计入现有的ODA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