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三年，我们不仅打了一场抗疫战，还打了一场舆论战。

这三年，中国人民经历了痛苦和抉择，也感受到了国家对个人生命的尊重和保护。然而在西方的叙述中，中国这场抗疫战，却变成了另外一副模样，可以说是和身处其中的中国人的感受完全不同。

针对西方对中国抗疫的抹黑，常驻巴黎20多年的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郑若麟对观察者网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场全球灾难，对这三年的历史书写，不能只有西方主导，任由西方描绘甚至篡改。中国的抗疫史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书写，建立正确的疫情史观，把真相还给全人类。

观察者网：中国放开管控措施后，欧美国家针对中国游客提出了限制性措施，包括强制核酸检测、疫苗记录等等。对于欧美的这些反应，我们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

郑若麟：实实在在地说，这里需要厘清国家层面和我们个人层面两个不同的视角。

从国家的角度出发，欧美国家针对中国游客所采取的限制性措施，明显是一种“歧视性”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事实上也是无效、多余的。因为中国放开管控、实施乙类乙管政策，中外旅客可以自由往来，这不是欧美一直在要求中国做的吗？现在又以中国感染规模扩大而对中国游客采取限制性措施，这不是一种“歧视性”做法吗？

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防范疫情从中国传播到欧美？问题是，就连法国医学专家也认为，目前中国正在流行的新冠毒株如BA.2.5或BF.7，在法国本土都已经存在并且也在流传。因此，对中国游客的限制性措施没有任何意义。相反，美国正在盛传的XXB.1.5倒是法国本土没有的。对美国游客不加任何限制，而对中国游客要检查这个、检查那个，实际上对法国并没有什么益处。

按人口比例换算美国、欧盟、新西兰和中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就认为，对来自中国的旅客强制进行新冠检测，是一种“冲动”和“无效”的应对措施。当然，从舆论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倒很有可能是法国从公众到官方的一种共同需要：我对来自“危险地区”的游客采取了必要的措施，至少可以放心一点……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肯定会采取对等态度的立场，这是外交惯例。对此，我也非常支持，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尊严。前几天我国外交部指示我驻韩使领馆暂停签发韩国公民赴华访问、商务、旅游、就医、过境以及一般私人事务类短期签证，作为韩国方面对中国旅客“歧视性”做法的反应，就是非常正确的。

而从个人的角度，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自己的研判。事实上，我们要到西方去旅行总是会有很多原因的。有的是不得不去、非去不可，那只好接受欧美国家强加给我们的所有限制性措施。有的是可去可不去，只是为了换个环境调节放松一下心情，那我们就可以自问，我到底是要自尊，还是情愿接受羞辱也要出去逛一逛，调节一下压抑的心态？那就是个人的选择了。

因此，我想我们应该放松心态、冷静抉择、不卑不亢。经历过这个特殊时期之后，我相信各国也都会看清楚现实，及时调整入境政策。

观察者网：之前国内要求放开的舆论中有一种论调，认为只要中国放开，欧美就会接纳我们。但现实来看，情况并非如此。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判，或者这种论调背后是一种什么心态？

郑若麟：从好的方面来说，人总是将心比心。有些国人以为欧美人“豁达大度”，“文明程度高”，因此所有的问题都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不开放，是中国的“动态清零”导致欧美不接纳中国人。

事实上，是我们太大度、太天真了。欧美舆论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抗疫比他们更成功的。中国的放开，标志着中国抗疫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我们一方面摆脱了因封控而导致的种种被动局面；另一方面则在遭受了一定的困难和牺牲之后，全社会度过第一波感染高峰，逐步恢复正常生活节奏。

这时，中国与西方对抗疫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就开始分出高下了。毕竟由于人口庞大，中国感染人数有可能比例和绝对数值都更高，但中国的死亡率则几乎可以肯定会比欧美低得多。因为在新冠原始毒株和最猖獗的Delta毒株全球肆虐——也就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中国正确地采取了“动态清零”策略，避免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而当新冠疫情进入到奥密克戎毒株时期，感染性虽然更厉害了，但致病性却已经大削弱。这时，中国采取了逐步放开的优化政策。

事实证明，尽管我们在放开过程中还有一些地方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更有序，但从总体上来说，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中，中国很有可能是大国中死亡比例最小的国家。这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对此，西方是非常不情愿接受的。因此，当中国放开时，他们一定要表现出强烈的戒备姿态，以示他们高中国人一等。说实话，这种心态蛮可怜的。

2020年3月，欧洲正处于疫情高峰，图为在意大利布雷西亚的一家医院里，医务人员在临时病房里护理病人。图片来源：FRANCESCA VOLPI/BLOOMBERG NEWS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这三年，中国对全球抗疫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包括对其他国家的援助以及中国疫苗走向世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年抗疫，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哪些变化？

郑若麟：实事求是地讲，中国在这场全球抗疫中确确实实做出了很大贡献。从2020年武汉战疫开始，中国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袭击时，能够做出有效反应，而且中国建立方舱医院、采取严格封控措施等等做法，都给世界树立了非常好的样板。

如果世界各国都采取同样的“动态清零”策略的话，一是传染的人数肯定不会那么多，相应的死亡率也就会使病故数量减少而降低；二是也许病毒就有可能在整个地球上被“清零”。大家还记得2020年9月7日这个日子吗？这一天，中国本土原发病例彻底清零。也就是说，后来再流传开来的均为境外输入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欧美并不是不想学中国的封控对策——比如法国就曾在2020年3月宣布全国进入“战争状态”，进行封城，当然是学中国的做法。但法国却无法像中国那样有效做到真正意义上对病毒的封控，最终原始毒株在法国以及欧美大流行；后来还在印度产生了变异的Delta等新毒株，，致死率更高。

我曾就这个问题咨询过多位专家。他们中很多人都承认，如果全球都采取“动态清零”政策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作为专家不能承认这一点，因为风险太大。今天我们回顾，“动态清零”与任其传播（并导致很高的死亡率之后）进而实现“群体免疫”，两者相比，孰优孰劣，从死亡率上即可得出结论。

我们都知道，如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所说的那样，世界新闻是“从发达国家而来、朝着发达国家而去”。就是说，世界接受的新闻往往是从发达国家也就是西方传出的；而反过来，也只有西方感兴趣的新闻才会流向发达国家而成为世界性新闻。

其结果就是，三年来在抗疫这场人类共同进行的重大战役中，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在欧美并没有多少回响，甚至很多人都根本不了解。因为欧美感兴趣的恰恰是中国在抗疫战役中的任何一点点失误、挫折、失败；他们会一哄而上，死死抓住不放。而对中国的抗疫战绩，则是尽一切可能回避、忽略、“忘却”。所以，在三年抗疫之后，中国对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显然是大幅提升了，但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力却一直在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