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第三代“赢学”：制度优越论

两次世界大战不但是西方文明危机的结果，更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的象征，为此，在二战结束后的那个时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是很多人的信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但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会坐以待毙，而是努力论述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硬是把充斥着政治合法性危机的政治制度表述为“历史的终结”——美国式代议制民主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也是最终的政府形式，代议制民主被论述为人类的“普世价值”。

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历史的终结”让西方处于“嘉年华”式的大狂欢之中，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那么，作为集大成式的“赢学”即“历史终结论”是怎么建构起来的呢？简单地说，政治学被建构为自由民主政治学，经济学被建构为自由市场经济学。

福山及其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1.自由民主政治学

“冷战”其实是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一场认知战。冷战初期，西方理论建构上的“三部曲”完成了对古典民主理论即人民主权的改造，从而奠定了其世界性文化支配权的理论基础。第一步是改造民主的概念，这是由熊彼特完成的；第二步是将民主框定在自由主义之内，这是由罗伯特·达尔和萨托利等人完成的；第三步是改造合法性概念以论证自由主义民主的合法性，即所谓的“选举授权才有合法性”，这一工作是由李普塞特完成的。具体怎么重构民主理论，我们有大量的研究，在此不再重复。

自由主义民主得以成立至少经历了“两次改造一次置换”：改造民主以及为了配合对民主的改造而改造合法性概念，并将“资本主义民主”置换为“多元主义民主”或“自由主义民主”。这真是极为聪明之举，因为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讨厌资本但偏爱自由。“两次改造一次置换”让西方掌握了民主的话语权，被论述为“普世价值”因而是“历史的终结”。

但是，在非西方社会，被奉为合法性的自由民主政体却难以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使得绝大多数转型国家呈现“无效的民主”的国家形态。原因何在？这是由于自由主义民主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畸形所决定的。

民主的社会条件比民主本身更重要。美国八十年代之前的民主理论家在建构其民主理论的时候，还是相当审慎的，都无比强调条件的重要性。比如，熊彼特论证说选举式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政治选人机制，而资本主义就是选举式民主的前提和条件。资本主义是经济发达的象征，民主是经济发达的产物。

熊彼特的后来者进一步置换了“资本主义民主”概念，萨托利更是将民主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论述，而自由主义不仅是我们常说的一套观念，更是一套制度机制，比如限制权力的宪政，即民主的前提是法治或者是西方人所说的能保护个人权利和首创性精神的宪政。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自由主义，本身都是民主的土壤或结构性条件。

而选举式民主的文化条件则是李普塞特所说的“均质文化”。因此，无论是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还是均质文化，都是对西方发展到此时此刻的一种书写和理解，即西方已经具备了搞选举式民主的经济条件（资本主义）、政治条件（自由主义）和文化条件（均质文化）。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民主问题重重但依然能运行的“条件学”。换句话说，选举民主只是一系列制度和价值之下的一种实践模式而已。

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之后，西方学者更加理想主义，不顾条件地推行其民主转型学，即不管非西方社会的起点是什么样的，都要最终走向自由主义民主这个终点。结果，因为转型中的非西方社会要么是缺乏资本主义这个经济条件、要么是缺少自由主义这个政治条件、或者是因为宗教关系-民族关系固有的异质化，没有土壤和社会结构的自由主义民主必然是无效的民主，因此才出现“民主的回潮”。

不得不指出，即使在西方国家，由于其自身条件（环境）的变化，选举式民主对于西方国家的现实与前景都有待观察。比如，美国的“均质文化”是对印第安人的种族清洗的结果，[82]现在美国正在出现亨廷顿所担忧的“拉美化”，即美国的“国民特性”出现危机。[83]假以时日，选举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同样，当法国的穆斯林人超过白人之后，选举政治又是什么样的结果？

另外，我们已经看到，冷战时期竞争性选举的外部环境就是面临国家安全的挑战，而当外来压力解除之后，竞争性选举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内部就变成了毫无顾忌的政党恶斗，美国政治已经变成了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所导致的政治衰败。[84]其实，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竞争性选举早就演变为否决型政体，台湾就是典型。

美国国会大厦 资料图：新华社

2.自由市场经济学

伴随着哈耶克经济思想在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那里登堂入室，“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而苏联的解体让“西方的兴起”研究成为一种学术思潮即新制度经济学。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思认为，“西方的兴起”在于私有产权、亲市场国家和亲市场意识形态。这种新制度经济学正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全球化的需要，因此一时间风光无限。

但是30年后，在新自由主义思潮已经成为明日黄花之际，诺思经济学的翻版即《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作者阿西莫格鲁依然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堪称“西方赢学奖”。

阿西莫格鲁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而“掠夺性政治制度”则遏制经济增长。抽象地看，这种看法并没有错。但是，历史地看，作者显然把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颠倒了。

当前那些被称为“包容性政治制度”的发达国家，有哪一个不是靠战争和殖民掠夺起家的？权威研究的数据是，从1765-1938年，英国从英属印度掠夺45万亿美元，[85]日本《马关条约》掠夺中国2.3亿两白银，相当于日本两年国民生产总值还多。在对外掠夺的同时，西方国家还通过向海外移民转移国内工业革命引发的激烈的阶级矛盾，并在新大陆、非洲搞种族灭绝。可以肯定地说，发达国家的社会福利和竞争性分配资源制度的良性运转，对外的帝国主义政策起到很大作用。

相应地，很多被视作实行了“掠夺性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起来，都有殖民地遗产的影响。很多被殖民的地区，本来就经济落后，社会结构处于原始部落状态或封建制，是典型的没有国家的“多统”的社会史属性。殖民者为了方便统治，大搞分而治之的制度和政策，进一步分化了本就碎片化的社会。这样，即使这些地区独立为“国家”，也只能是“强社会中的弱国家”，[86]没有主权能力——拥有国家自主性和独立地发展经济乃至社会建设的能力。

因此，颠倒了历史性因果关系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充其量是一部新制度经济学的挽歌，也很难获得道格拉斯·诺斯当年的辉煌和荣誉——那时正是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的狂欢时代。时过境迁，新自由主义脉络的新制度经济学即便早已满目疮痍，还依旧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不难看出该奖项的高度意识形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