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杨光斌、万泽雨】

当一些中国网民自发为中国唱赞歌时，他们被嘲笑为“自干五”。其实，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需要“赢学”——对国家合法性的信仰，没有这个信仰，国家就会完蛋，这是世界历史反复上演的剧目。

比较而言，中国的“赢学”叙事远远滞后于西方，西方“赢学”早就体系化学理化了，很多自由主义大师诸如洛克、休谟、康德、托克维尔、小密尔、马克斯·韦伯，都是西方“赢学”的奠基人；进入20世纪，熊彼特、李普塞特、罗伯特·达尔、萨托利以及经济学者道格拉斯·诺斯、阿西莫格鲁等，都是西方“赢学”的急先锋。正是因为这些“诸神”的贡献，以至于很多人用西方的“赢学”知识而否定中国的“赢学”。

西方“赢学”之宗旨在于论证为什么“西方的兴起”是“历史的终结”：历经第一代的人种优越论即白人优越论，演变为20世纪之交第二代的文化优越论，在冷战时期集中表现为制度优越论即第三代“赢学”。这个知识谱系构成了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路线图”。

一、第一代“赢学”：白人优越论

西方优越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表现形态。从人种论这一基于早期分类学、自然科学的白人种族优越论，到西方文化优越论或文明等级论，再到如今的西方制度优越论和反种族主义、反帝国主义话语掩饰下的当代新种族主义与新帝国主义[1]，虽然形态发生了变化，但其背后的逻辑则是一以贯之的。

对白人优越论的系统梳理，首先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新种族主义、新型文化帝国主义及诸多西方政治学主流理论的隐秘意识形态根基，进而推动以表层分析为主的国际关系研究升级为关注世界秩序深层结构的世界政治研究。

其次，白人优越论作为时常被忽视的西方中心主义之精神内核，在西方政治学理论建构与史观塑造方面产生了隐秘但深远的影响。对其进行清醒而客观的审视，有助于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并为自主性中国社会科学之生成发展奠定认识论基础。

最后，西方中心主义与白人优越论早已通过学术教育、文学音乐影视作品、新闻媒体、商业宣传等各种方式在中国、亚洲乃至全世界完成其政治社会化过程，可谓“入脑、入心”。从历史政治学视角审视白人优越论的思想生发、理论建构与实际影响，还具有正本清源的社会现实意义。

欧洲白人15世纪进入大航海时代，开始与新大陆上的不同种族人群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并随即开展血腥的殖民活动。为这类充斥着奴役、贩卖、屠杀的行径进行辩护，成了当务之急。最早的辩护来自基督教，将其合法化为一种“传教士的布道探险活动”。[2]但随着基督教教义与残酷的黑奴贸易、殖民掠夺之间的张力愈发紧张，西方人开始寻求更为“科学”的基础，披着科学外衣的人种论学说应运而生。现在人们熟知的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等的划分正是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慢慢形成的。

19世纪后，法国解剖学家、动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 Cuvier）提出“人分三种说”，将世界上的所有人种简化为白人/高加索人、黄种人/蒙古人种、黑人/埃塞俄比亚人种这三个主要种族，并强调三类人种单独隔离发展而来，其区别是由生物学遗传因素所决定的，因此永恒不变，且存在严格清晰的层级：白人位于顶端，而接近于猩猩的黑人动物性更强、智力最为低下，因此位于最底端。[3]这一人种多源论观点后来也影响到休谟、伏尔泰和康德等人。

这一时期白人优越论下对其他种族的鄙夷和仇视，达到了盲目和荒谬的地步。从阿瑟·德·戈平瑙到黑格尔、约翰·斯图亚特·密尔，都认为只有白人国家存在历史而在非洲和中国均不存在历史。[4]国内许多学人都绞尽脑汁替黑格尔之“中国无历史”论找寻各种解释。而如果了解了他说此话的白人优越论和种族主义背景，便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这句话了。

随着经济上的全球资本主义化即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进程，在思想文化上论证殖民统治合法性成为当务之急，而这项工作往往由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们来完成。一般认为，将矛头指向宗教神学，宣扬理性、人权、自由、平等的启蒙运动是将欧洲带出中世纪并开启辉煌的现代西方文明的伟大丰碑。[5]

然而通常被忽视的是，启蒙思想家们好像并未因其人文关怀而在白人优越论这一点上胜过上述人类学家、自然科学家什么，反而是白人优越论的亲身实践者和积极助推者，成为了白人优越论建构方面的另一条关键线索。在历史政治学的透视下，启蒙思想家与自由主义的两面性清晰可见。

作为“自由主义之父”的约翰·洛克，正如约翰·邓恩所言，“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人”[6]。早期自由主义并非真正所谓的“人人平等、生而自由”，不仅在阶级上它是资产阶级的，在种族上亦有着严格的限制。在洛克的人类知识谱系中，“黑人不是人，因为白色是一个孩童心中关于人的复杂观念中简单且恒常的观念之一”[7]；而当一个孩童在描述魔鬼时，“他可能会管一个黑人叫魔鬼而不是人”[8]。

约翰·洛克

洛克的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不单单表现在其学说上，更体现在其实践上。

早在1663年，洛克就亲自参与了从非洲贩卖黑奴到美洲的大西洋奴隶贸易。1666年洛克得到机会替英国辉格党领袖、后来担任财政大臣、大法官和上院议长的英国政治名流沙芙茨伯里伯爵（Anthony Ashley-Cooper）治病，由此开始步入政界，广泛参与了各项殖民地政策制定。

在1669年作为英属卡罗来纳殖民地领主秘书起草的《卡罗来纳基本法》（The Fundamental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中，洛克将其代表性的宗教宽容思想和其并不广为人所知的种族主义神奇地融合在一起。一方面，任何人包括奴隶都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但同时，奴隶却不能因宗教信仰而改变其奴隶身份，任何卡罗来纳的自由人都对其黑奴拥有绝对权力与权威。[9]这套在新殖民地建立的法案将印第安人的权利剥夺到了“只可作为欧洲人附属物而非自由人的地步”[10]，毫无疑义地确立了贵族统治的基础，并为奴隶制张目。[11]

1673年在沙芙茨伯里伯爵创立英国“海外贸易与种植园理事会”后，洛克在该理事会任秘书一职长达数年[12]，大肆为英国海外贸易和美洲种植园主牟取利益，自己也在卡罗来纳州攫取了48000英亩土地，并参与投资了沙芙茨伯里伯爵名下专为英国供应殖民地种植园产品的巴哈马公司。[13]1695-1700年，已成为英国首相约翰·萨莫尔心腹的洛克主导着“海外贸易与种植园委员会”几乎一切事务的决策。[14]

洛克绝非特例，与洛克并称为英国经验主义之父的休谟不仅赞同人种多源论和人种不平等理论，同时还加入了其所擅长的经验主义话语来论证白人优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