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代“赢学”：文化优越论

韦伯并非“西方兴起”的“文化优越论”历史叙事的始作俑者，但绝对是关键人物。

美国中国史和世界史教授马立博（Robert Marks）这样描述道：“在最初讲述‘西方的兴起’的时候，整个故事如同一场接力赛，由希腊兴起的民主思想传给了罗马人，而后者却丢掉了接力棒（罗马帝国崩溃后接下来是所谓的黑暗时期），但基督教登台，重新捡起接力棒继续向前跑去，在封建时代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欧洲文化。古代希腊的遗产在文艺复兴时期被重新发现，并在启蒙时期得到阐发，最终在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西方的兴起’的浪潮中得到完善。”[46]

这段话我们很熟悉，因为在中国流行经久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教科书，就是这套逻辑。在这套历史叙事中西方是“先进的”“文明的”，非西方是“落后的”“专制的”“野蛮的”。这种西方历史概念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韦伯，他集中于西方价值和文化，认为源自新教的理性主义和工作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即西方的兴起至关重要。

韦伯著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正值帝国主义时代的高峰时期，其中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甚嚣尘上，韦伯就是一个典型的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那么，在《新教伦理》中，韦伯到底是如何展开其历史叙事的呢？虽然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但因是中世纪史尤其是宗教史的研究，读懂这本小册子对很多人而言并非易事。

多个版本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文译本都获得了高分评价 图截自豆瓣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开篇就宣告：西方赢了！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意义和普适价值。[47]西方赢在哪里呢？韦伯列举道：第一，只有西方的科学真正达到了可以被当代公众认可的发展程度；第二，中国的历史学虽然高度发达，却没有修昔底德的研究方法；第三，在音乐艺术上，理性而和谐的音乐，只有在西方才有；第四，在建筑学上，哥特式拱顶的空间结构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五，大学制度为西方所独有；第六，公职人员系统为西方所独有；第七，理性的成文宪法为西方所独有；第八，也是结论性的，所有这些，源自其他文明所没有的资本主义组织。[48]而资本主义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西方文化独特的理性主义”。[49]

韦伯亮出观点后，在《新教伦理》的最后一章重申：“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就清教徒的立场所影响的范围而言，比起仅仅鼓励资本积累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培养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在这种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清教徒的立场是最为重要的，并且始终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是它哺育和培养了现代的经济人。”[50]“基于天职观念的理性行为，正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现代文化的基本要素之一，而这种理性行为乃源自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精神，这便是本文力争要论证的观点。”[51]

从开头到结尾，韦伯叙事的逻辑就是“新教伦理——理性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呢？就连费南尔·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这样的史学大家也说道，韦伯的“论证十分复杂，使人有茫无头绪之感。他想找到具有特殊心态的，即具有理想型‘资本主义精神’的少数新教徒，因而需要预设一系列的假定。他在时间上从现在向过去倒着论证，因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52]也就是说，不熟悉中世史的读者很难理解韦伯在说些什么。但布罗代尔直言，韦伯完全是在“改写历史”，[53]其实就是中文中的“篡改历史”或“歪曲历史”。

其实，韦伯自己也知道这项研究的价值性以及由此心虚。毕竟，“改写（篡改）历史”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天职”，哪怕是韦伯这样的天才式人物，也没有资格、没有能力“改写（篡改）历史”。在真实的历史面前，书写虚假历史的人物都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学者的精神支柱应该是自己，但中国社会科学的滞后性决定了学者需要“他者”为精神支柱。“文革”之后需要寻找一个新偶像，这就是另外一个德国人韦伯，“韦伯命题”引发学者们竞相研究，坊间似乎一时间以谈韦伯为荣。众多的研究已经告诉我们，具有政治身份的韦伯为了政治目的，无视世人智商，因而《新教伦理》基本上早已被西方学术界所祛魅。韦伯无视自己熟知的欧洲史，在资本主义起源、天主教与新教的性质上，都展开了违反历史常识的假设性论证，更别说全球史观下的“西方的兴起”逻辑的荒谬性。

马克斯·韦伯

让我们从现象学常识出发，“回到事情本身”而把“韦伯命题”悬置起来，看看韦伯是如何“改写历史”的。这里，只把西方既有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就足够了。

欧洲史视角下的资本主义起源。即使在欧洲，经济中心事实上也在不停地转移，但韦伯却把暂时性的权力中心当成事实性的“历史的终结”，即资本主义终结了历史。资本主义组织起源于南欧而不是新教地区的北欧国家。布罗代尔指出：

经济中心的这种转移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拜占庭在伊斯兰面前相形见绌，伊斯兰让位给信奉基督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在征服世界七大海的斗争中旗开得胜，但整个欧洲的重心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偏向当时正顺利发展的北欧新教诸国。直到那时候为止，也许直到十七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资本主义一词主要适用于南欧，尽管罗马和教廷都在那里。阿姆斯特丹只是崭露头角。我们还注意到，无论美洲、好望角的海路或世界的其他大路，都不是北欧所发现的：葡萄牙人最早到达南洋群岛、中国和日本。这些空前成果都应归功于据说懒惰成性的南部欧洲。资本主义的工具也丝毫不是北欧的发明，它们全都来自南欧；甚至阿姆斯特丹银行也是威尼斯里亚托银行的翻版。北欧大商业公司正是为了对付南欧——葡萄牙和西班牙——而成立的国家垄断组织。[54]

韦伯的同时代作家桑巴特教授（Werner Sombart,1863-1941）写了两本关于资本主义的著作，一本是早于《新教伦理》的《现代资本主义》（1902），一本是批判韦伯的《资本主义》（1930）。其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比韦伯的《新教伦理》更可信，事实上在西方思想界那里影响也更大。桑巴特把新教伦理归因于犹太教精神，这是种族主义者的韦伯所要坚决剔除的（后文论及韦伯政治身份时将讨论）。

桑巴特有力地论证道，从13世纪起，特别是在15世纪，佛罗伦萨是个资本主义城市，不管人们赋予资本主义一词什么含义。桑巴特发现，佛罗伦萨人巴蒂斯塔的四卷本《家庭篇》（成书于1441年）记载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气氛：赞扬金钱和时间的价值，必须节俭地生活，所有这些都是早期资产阶级原则。

《家庭篇》指出，金钱是“万物的根本”；“有钱就能有城市住宅或乡村别墅，各行各业的工匠都为有钱人辛劳服务。没有钱就会缺少一切，办任何事都少不了钱。”[55]这和当时基督教流行的“金钱代表堕落”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在对待时间问题上，《家庭篇》说过去时间属于上帝一人，出卖时间（借贷时收取利息）也就是出卖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而现在，时间是生活的量纲和人的财富，对于人来说，最好不要让时间白白过去。关于奢侈，佛罗伦萨人说“你们应该记住，决不要让你们的支出超过收入”。

对此桑巴特总结道，“这里不是要把节俭的思想贯穿到勉强能吃饱肚皮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而是要让富家大户同样接受这种思想”。布罗代尔指出，“这种思想就是资本主义思想”。韦伯认为《家庭篇》只不过在重复一些古训，对此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斯·韦伯的意见是错误的”；“如果资本主义能从‘精神’认出和从词的分量秤出，马克斯·韦伯便肯定是错了”。[56]

资本主义不但产生于韦伯所说的新教国家，更产生于桑巴特所说的天主教南欧国家。不仅如此，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也很多。“如同欧洲一样，世界其他地区几百年来也必须从事生产、发展交换和加速货币流通。到这类活动中去寻找某种资本主义的征兆或先兆，难道说是荒唐的吗？……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曾经光顾过社会的所有形态，至少在我心目中的资本主义是这样的。”而资本主义的成败“有两大理由可做解释：一方面是经济的和地域的理由，另一方面是政治的和社会的理由。”[57]

诚如马克思所说，在专制权力盛行的地方，资本主义难以发展起来。在中国明朝，市场经济很牢固，商业网络很发达，诸如地方集市星罗棋布，小工匠和小商贩走街串巷，城市中店铺鳞次栉比，四方商旅来往繁荣，但国家机器高高在上地监视一切，它对富人持明显的敌对态度，因此那时的中国只有市民阶级而无资本主义。[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