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他意识到殖民统治给美洲当地人民造成何种伤害，即便当时法国有许多人正在怀疑这样做的正确性，托克维尔仍坚持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辩护。背后的思想动机除了白人优越论外，还有某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不愿法国在海外殖民扩张方面落后于英国而失去国际地位和声望。[34]在比戈将声名狼藉的侵略突袭行动后，托克维尔替他辩护道：“我常常听说我所尊重的、但是与我意见不同的法国人，认为我们烧毁粮食是错误的，我们清空储仓是错误的，并且最终认为我们抓获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是错误的。在我看来，这些只是不幸的必需之举。”[35]

战争中的托克维尔收起了往日的温情脉脉，开始更频繁地使用“愚昧”“野蛮”“未开化”等这类词汇来形容当地人，并建议推出更加严厉的军事策略，包括终止与当地部族的所有贸易、军事侵略突袭行动，关押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手无寸铁平民，并且毁坏一切当地人试图建立的城镇。[36]托克维尔解释道：“对于我们来说，为使殖民达到某种程度，我们必须不但有必要使用暴力手段，而且要运用看上去邪恶的手段，纷争不再存在于政府之间，而存在于种族之间……这从欧洲的犁触碰到这片土地的那一天就开始了。”[37]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对法兰西帝国事业的热情还拓展到了他对整个欧洲种族即白人群体优越性的观念上。

他曾在对友人的信中谈到英国1840年对华发动的鸦片战争，鼓吹欧洲人对世界其他所有种族进行奴役：“如果我是英国人，我将不会毫无忧虑地看待正在准备中的对华远征。我以一个善意而无私的旁观者的身份来说，关于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的想法只会令我感到高兴。这样，欧洲的流动性终将对抗中国的静止性了！这是一件伟大的事件，特别是如果人们认为它只是一种继续，是同样性质的众多事件当中的最后一个，这些事件都让欧洲种族走出本土，并成功地让所有其他种族都屈从于它的帝国或者它的影响。比罗马帝国的建立更为巨大、更为非凡的事情就要产生在我们的时代，但是没有任何人注意它；这是由世界的第五部分对其余四个部分的奴役。让我们不要过于贬低我们的世纪和我们自身；人类是渺小的，但是事件是伟大的。”[38]

这种近乎疯狂与野蛮的、完全不顾世界其他地区、其他种族民众遭遇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言论，早已远超小密尔等人，怪不得迈克尔·曼主张应将虚伪的“殖民者民主制度”（settler democracies）直接改称为“种族统治”（ethnocracies），认为这样才更能体现其本质。[39]此外也可看出，倘若我们不从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基础或欧洲内政的变化等世界政治的视角出发，而单单只从中英双边关系或现实主义权力均势的角度，便很难解释鸦片战争这一中英关系史中的重要事件。

以上对启蒙思想家及其白人优越论的“残忍”揭露，绝非牵强附会或刻意抹黑。美国学者郝大维与安乐哲就敢于不囿于种族利益而真正站在全人类文明发展层面直面这一真相：“对于启蒙运动、现代性及现代化的冠冕堂皇的唯一说明只是另一种偏狭的神话而已……这个神话的主要内容在于——作为人，并且具有人本身的正确概念，就意味着要在很大程度上是盎格鲁—欧洲人所是，想他们所想……诸如理性、科学、人权等，是戴在正统西方种族优越主义脸上的面具。”[40]

人种分类学、解剖学、医学等“科学”基础和启蒙思想家们提供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共同完成了“白人优越论”的系统理论建构。作为一种迈克尔·曼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权力，这一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政治史，更具体地说，它直接或间接导致了以西方为主角的近现代世界史上血腥的种族大屠杀甚至种族灭绝行径。即便在某些情况下或许利益争夺才是导致种族大屠杀的直接原因，但白人优越论却为西方这一残酷行径提供了合理性乃至合法性。

美国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在托克维尔盛赞下的美洲新大陆，一种更加民主、平等、自由，摆脱了老欧洲权威和等级制的新的政治文明诞生了。[41]但是从它诞生之日起直到当下，在这片“自由”的热土上，就从来不缺乏“白人优越论”的践行者。

在如今的美国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公园（俗称美国总统山），有四座高达60英尺的美国前总统头像，从左往右依次是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和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作为美国政治传统的缔造者，他们在历史上为美国的发展、繁荣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被从众多总统中挑选出来，作为美利坚民族的骄傲和美国价值观的最佳代表。[42]

然而正是这几位总统，在著名历史社会学家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笔下则几乎都成了在今天会因种族灭绝而受到国际战犯法庭起诉的罪犯。[43]无论从尊重客观真实历史的角度，还是出于维护人类尊严的考虑，我们都不能不对这一进步文明背面的残酷种族行径及其白人优越论根源给予足够重视、反思与警惕。

美国“总统山” 资料图

比利时国王在刚果的种族奴役与大屠杀。除去在白人移民国家建国史上往往会出现白人对原住民的种族清洗之外，另外一种典型的种族大屠杀出现在白人对其他区域的侵略与殖民过程中，例如在1880年之后的非洲。根据霍赫希尔德的测算，从1880年到1920年，刚果人口减少了约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44]刚果学者伊西多尔·纳达维尔·伊·兹姆也得到了同样的数字。[45]这一被屠杀的人数甚至远超二战时被杀害的犹太人数量。

到了20世纪之交，由于欧洲平等主义、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赤裸裸的“白人优越论”即使在欧洲也不再流行——尽管骨子里还是种族主义如温斯顿·丘吉尔等很多政治人物，转而论述其“文化优越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