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洛克一样，休谟所批判的偏见和不宽容，也仅仅适用于白人群体之中，而对于黑人和其他非白人种族，休谟则认为他们在本性上比白人更低劣。[15]得出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休谟由黑人的现状出发，“有罪推定”式地将一切归因到种族上：

“没有比白种文明民族更为复杂的民族了，甚至除了白人就没有在行动和思想方面表现杰出的个人了。在那些人中间从来没有繁荣的制造业、没有科学和艺术。另一方面，即使最粗野的白人，如过去的日耳曼人和今天的鞑靼人，也总是在勇气方面或在治理方面或其他方面超过他们。如果这种差别不是以自然在这些人种中间所造就的原始差异为基础的，就不可能在那么多的国家里看到，不可能在那么多代人中间所保持。”[16]

休谟因此断定世界上的人种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于人类文明进步具有垄断能力的白种人，一类是最多只能如“鹦鹉学舌”般模仿白人的其他种族。[17]与早期分类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类似，休谟以其并不严谨的经验主义推论将非白人种族所谓的“不可挽救的智力和才能上的本质低下”归结为生物遗传因素。

大卫·休谟

大英帝国另一条白人优越论的线索在于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代表人物即我们所熟知的密尔父子——詹姆斯·密尔与其子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老密尔指出，印度人在专制主义与祭司主义（priestcraft）的结合下，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人类中最受奴役的那一部分，因而其与美洲的野蛮人、中国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类似，并未走出半文明国家（half-civilized nations）的范畴。[18]

老密尔特别喜欢将印度与中国放在一起比较，认为二者具有许多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几乎都有同样程度的不真诚的恶习；虚伪、奸诈、喜欢说谎，甚至超过了未开化社会的一般程度。两者都倾向于过分夸大与自己相关的任何事。两者都是懦弱和无情的。两者都具有最高程度的自负，并对他人充满蔑视。从物理意义上讲，这两种人的外表和住所都是非常肮脏的”。[19]

老密尔将历史的微妙发展“简化为文明和粗野之间的一种粗糙的二分法，并将所有非欧洲社会同化为一种社会‘初期’的单一种类”，同时他还建立了一种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与其成员智能的紧密联系[20]。彭斯（J. H. Burns）则直接批评道：“密尔的文化沙文主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傲慢自大。”[21]

写就《代议制政府》和《论自由》的小密尔的名气远胜于老密尔，然而他在白人优越论上仍深受其父影响，并终其一生相信他父亲的《英属印度史》是有关印度社会最为可靠的著作之一。[22]

小密尔在帝国与自由主义方面的论述相较其父与洛克等人更为自洽，其白人优越论也基本上超越了赤裸裸的种族论，上升到了更为精致巧妙的文明等级论层面，并且承认“低等文明”具备一定条件下的“可进步性”。也正因为此，西方自由主义论者大多将小密尔的相关论述作为西方自由主义与帝国主义政治思想之间纠葛关系的核心，特别是其晚期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思想。[23]即便如此，小密尔思想中的“白人优越论”底色依旧明显，只不过是从早期人种优越论转向更接近于文化优越论的更高级形态。

小密尔在划分完文明等级后，虽然并未将野蛮与种族的联系固定化，但却论证道野蛮社会的“人们本身却不存在自发的进步动力”[24]，而促使野蛮文明“进步”的方式唯有通过外部力量的介入。由于野蛮国家民众缺乏文明国家民众的服从、勤勉的品质，因此最好的方式是通过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进行“专制式”统治以培养其服从的美德，[25]并实行奴隶制以锻造其勤勉的习惯。[26]

对此，小密尔总结道：“在人类自发进步的过程中，早先困难异常艰巨，因此人们对克服困难的手段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由一个富有进取精神的统治者，使用某些权宜之计去实现不如此也许就不能实现的目标，就是合情合理的。对治理野蛮人来说，只要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状况，而且所用手段也已由实际结果证明是正确的，那么专制就是合理的政府模式。”[27]

在讨论国与国之间关系问题上，小密尔则认为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之间的本质不同，导致处理其关系时不适用于文明国家之间的国际道德准则，进而赞同文明国家对野蛮国家进行军事干涉：“野蛮的国家尚没有越出那个为了自身的好处，应该由外国入侵和控制的时期。独立和民族性，对于更为先进的民族的成长发展太重要了，对它们一般就是妨碍。文明国家对于独立和民族性的神圣责任不是约束那些民族，对于后者，独立和民族性要么是罪恶，要么是有问题的善。”[28]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可见，这些伟大的西方自由主义者自我标榜的那些中立性与普遍性一旦涉及到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或种族利益，便立刻化为泡影，取而代之的则是彻彻底底的“种族自由主义”（racial liberalism）。

除了英国，欧陆启蒙思想家们也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的“白人优越论”意识形态建构中来。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深受人种多源论[29]的影响，认同各人种具有永久的不平等性，甚至在推论中取消了人类和动物的界限：文明的白人，“是比黑人更为高级的人种，正如这些黑人比猴子更高级，亦如猴子比牡蛎和此类其他动物高级”。[30]伏尔泰还加入了上帝目的论，将黑人成为奴隶论证成是上帝的旨意，并且反对不同人种之间通婚，认为这是对给予上帝旨意的自然规律的冒犯。[31]

同一时期的另一位思想巨匠康德（Immanuel Kant）则受到了休谟的影响，进而成为了科学种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同休谟一样，康德将经验主义观察得出的不同种族所呈现出的差异，主要归因为某种“种族特性”。康德认为，黑人的低劣和愚蠢，虽然环境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来源于经由生殖遗传方式流传下来的种族特性，而肤色正是种族低劣的印记。[32]

作为英国在全球殖民地争夺中的最大竞争对手之一，法兰西帝国在19世纪30-40年代也找到了他们最具影响力的殖民政策代言人，那就是《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法国最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Charles Alexis de Tocqueville）。不同于伏尔泰和康德只是在思想上的“贡献”，作为下议院议员的托克维尔广泛参与政治，是法国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政策领域当之无愧的顶级专家和坚定辩护者。[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