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抛砖引玉提出“文明发展论”，试图从价值观、国家治理、生产力和民族文化这四个视角出发，并以“意识形态”、“财富创造”、“民族国家”和“贤明体制”作为不同国家文明共同的发展基础重构“意识形态”、“财富创造”、“民族国家”和“贤明体制”，作为比较各国文明发展的共同基础。

此为下篇，讨论和分析社会的“领导力量”对上述发展基础的积极作用及其自我约束。】

二、领导力量

汉语中的文明，最早出自《易经》乾卦，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此卦的意思是说，真龙出现在哪块土地上，哪里的天下就将出现文明和平的盛世。换而言之，只要世间出现英明的领导或者是有涵养品德得道者，就可以领导天下教化万民，达到文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地方要实现文明的状态，按中国古人理解最需要的，就是要有好的领导力量。

美国作家和传播学大神级人物沃尔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曾经指出：“对于同居于一国或一地的人来说，最大的必需品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

他这个对西方民主政治的悲观论点在被亨廷顿理解后，形成了如何制度化建立政治秩序的要求。在亨廷顿看来，这里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合法的政治秩序；因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

其实，不管是“统治被统治”，还是“制度化的政治秩序”，其核心都是如何制度化地架构一个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力量，这也与《易经》所示的文明含义暗合。现代社会中，不管是采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治理方式，只要有好的领导力量，国家和社会就能有效运转、政通人和、和谐稳定。

所以，我们可以说，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领导力量是判断这个国家和社会是否能够快速发展的关键。如果说我们把“意识形态”、 “财富创造”、 “民族国家”和“贤明体制”作为一个国家文明的发展基础的话，那么领导力量的强弱，则可能最终决定文明发展的高度。

在《联邦党人文集中》，美国宪法之父之一的詹姆斯·麦迪逊曾说，“在设计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首先你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政府控制其本身。”

如果我们套用一下这个观点，从领导力量的角度来分析，那么这里第一层的意思就是要建立民主政治，即一个国家的领导力量必须要首先有能力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并领导国家的前进；第二层的意思则是要通过法治社会的建设，让这股领导力量也要有能力约束自己，从而确保被领导者的自由和权利。显然，这两层意思互为犄角，缺一不可。

就一个国家领导力量的制度设计而言，中国的一党制和美国的两党制可以说是各具特点，而且与多数其他西方发达国家采用的议会制相比，可以说都是例外。具体来说，中国和美国其实完全都可以主张自己的制度例外论（Exceptionalism）：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在于其领导力非常强；美国两党制的特点在于其自控力特别强。

（一）建立秩序的领导力量——民主政治

如果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和美国的两党制相比，中国政党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中国制度的领导力量非常强。具体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第一，中国制度之所以有非常强的领导力，基础在于其执政党有全面代表性，这和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是不一样的。

在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中，由于强调个体自由、个体价值高于整体的传统价值观，一个政党通常只能代表部分民众，而无法代表全民的整体利益。譬如美国的共和党属于右派，主要代表中上层、实业界、保守势力和军人等群体；美国民主党则立场偏左，主要代表中下层、金融服务界、工会和知识分子等群体。

由于任何一个政策和规定都会有支持者和反对者，竞争性的选举制度也迫使每个政党必需在每个国家治理和领导的具体政策选择上有所取舍，以迎合各自代表的选民。所以，西方两党制和多党制的国家体制本身就会产生和强化政党之间的对立和持有不同立场选民之间的对立。

因此，这些国家和社会，在好的情况下，基于选民的钟摆心理效应，各方可以达成一定程度上的妥协，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会在左右立场之间来回摇摆，虽然“福利拍卖会”等制度本身的问题会一直存在，但是整体能够保持太平和发展。

在坏的情况下，政党制度日益演变成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反对党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国家日益极化，各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甚至可能会产生极端的社会对立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