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观察者网 刘倩藜，整理/观察者网 孙甜甜、刘啸云】

观察者网：教授您好，在正式提问前，我想聊一聊您个人的经历。您目前供职于布朗大学，是著作等身的经济学家，我们通过公开资料了解到您曾在耶路撒冷求学，能说说这段经历吗？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

奥戴德·盖勒：我在耶路撒冷出生、长大，并在希伯来大学度过我的大学时光。后来我搬到了美国，在那里开始了我的博士生涯。我在美国与希伯来大学之间“辗转”多次，可以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生活状态有点“分裂”。

我认为，我们对今天的许多认知都建立在看似遥远的过去之上，宗教、种族、冲突与繁荣对我们影响至深。必须承认的是，把握真实的历史素材有助于我们理解全球的发展进程。

耶路撒冷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历史感”，任何时候回到这座城市，你都会捕捉到历史的痕迹与细节，那些遗留下来的问题持续地影响着现在，因此以色列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色列形塑了我的世界观，影响了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这些年我逐渐发展成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者，我关注经济增长、宏观历史、文化演变和动态系统数学等领域，这些领域间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我的研究致力于更好地理解初始条件、历史条件如何影响个人和社会的进化。

我写了很多论文，这些论文主要讨论初始条件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对个人会产生何种长期影响。我把自己对历史悠长阴影的兴趣与动态系统数学的热情结合起来，同时通过建立模型来观测初始条件如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社会系统的平衡。

观察者网：作为经济学家，您的研究超越了单一的研究领域，从跨学科的视角为我们理解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提供了思考的蓝本。您在著作中提出一个观点：推动经济从停滞到增长的内在因素，会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平等。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过去十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试图分析其现象背后的原因和驱动力，您提出的“统一增长理论”能否有效解释中国的发展情况？

奥戴德·盖勒：当我思考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时，我认为“统一增长理论”很好地捕捉到了中国过去几千年发展进程中的细节。公元5世纪至15世纪，中国拥有领先于全世界的先进技术，这种领先优势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工业革命开始后，是欧洲而非中国更早地步入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中国在一定时期内落后了。

我们如何在“统一增长理论”的背景下思考这个问题？我想说的是，“统一增长理论”划分出技术进步率、人口规模和人口的适应能力等要素，描述了这些要素作为动因推动社会从停滞到增长的发展进程。

这些要素正在支配所有国家与社会的进化过程，同时各个国家基于不同的地理要素、文化特征、社会需求、制度特点以及人类多样性等现实条件，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不同的变革效率。因此，当我们思考中国社会的演变时，应该意识到这些要素如何与中国的特殊性相互作用，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马尔萨斯时代”，也就是说，当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各国时，技术进步的成果主要转化为更多和更密集的人口，对长期的繁荣富裕则无甚影响。

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而更大规模的人口能够激发社会创新，因为潜在的创新者数量增加了。过去几千年里，技术进步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增长成正比，然而现在情况正在发生转变，事实上中国的技术进步越来越快，但人口规模不会无限增大。

与此同时，一些特殊的因素阻止了中国率先步入工业革命。中国在地理上是孤立的，在文化上具有同质性，在多重因素影响下，中国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同质化。

2022年4月14日，一列满载汽车的货运专列由重庆永川栏杆滩火车站发往华北地区 唐奕 摄/瞭望

在中世纪，社会内部的同质性能够强化凝聚力，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大一统”时期，很大程度上这与中国各地在地理上的紧密联系有关。然而，同质性也可能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造成障碍。中国社会由于较强的凝聚力和地理上的紧密联系而缺乏竞争，使得中国社会的转变和快速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障碍重重。

欧洲的情况则与中国不同，随着技术进步的速度加快，欧洲迈入了从农业到工业发展阶段的前夜，这种转变需要社会的重大变化作为前提。为什么说欧洲在工业化早期进步飞快？因为欧洲具有分散的地理特征和流动的文化特征，理所当然会带来大量的政治和经济竞争。

当前，中国正在进入工业发展阶段，鉴于中国社会内部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就更好地保证了生产效率，这也是社会快速向前推进的前提。可以说，社会凝聚力是从农业发展阶段过渡到工业阶段的障碍，而一旦中国触摸到工业化的门槛，它在这个阶段的效率要比其他社会高得多。

观察者网：在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想起不久前中国公布的一个信息，“十四五”（2021到2025年）期间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少子老龄化”将成为常态。人力资本，是您这本新书前半部分的重点，尽管是在解释两三百年前的人类社会，但当下似乎也能找到呼应。您在解释那个时代的增长时，用了技术创新－大众教育－童工消失，换句话说人力资本投资－人口大转型这一模型，在当时社会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出现了生育率大幅下降现象，但似乎并未对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阻碍，那么放到当下中国社会（或类似地方），是否还能用这一模型来解释，两者的主要差异是什么？作为生活在中国的人，生育是当下热点话题，也引发社会焦虑，应该如何更好地看待这个问题？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对低出生率表现出过度的担忧。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两百年里，世界经济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地转变，我们应当关注的是随着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增长过程就会逐渐摆脱“平衡效应”。

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技术进步在逐渐加速，这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率逐渐增加。从某个时间点开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开支超越了他们的负担上限，亲代就会考虑停止生育。生育行为的变化将人口增长从“平衡效应”中解放出来，社会由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人口的下降都将有助于经济的增长。

未来几十年，我们将看到中国人口的绝对规模下降。一些观察家认为这令人担忧，因为他们认为人口的规模对技术进步非常重要。此外，人们还会忧虑“抚养比”的问题，即一个社会中工作年龄人口数与老龄人口数的比值会变小，其结果是社会中会出现一种新的不平衡，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的理由是，生育率下降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好处，那就是我们有更少的孩子，因此可以给予每个孩子更多的照护和投资；与亲代相比，子代的营收能力更强。我们不能机械地考虑“抚养比”的问题，而应该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了对个体投资力度的提升，从而使得人口的生产力大大增强。其结果是社会人口规模下降，但个体的生产能力有了显著提升。

我认为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可以补偿人口规模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中国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正在迈入一个人口不再增长的阶段，甚至可能下降，这对于环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美德”。

资料图来自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