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您在“破解不平等谜题”中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一定批判，能否再具体谈谈？包括，您的理论中也强调气候和地理因素导致政治制度的潜在差异，同时否定“一种制度同时适合所有国家”的观点。对此，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过去西方世界试图在发展中国家推广的经济自由主义、政治改革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既没有正视其产生的历史原因（比如殖民），也没有因地制宜，结果在部分国家失败并引发社会动荡，当然也就无法解决发展问题？

奥戴德·盖勒：我的见解是，过去一段历史时期的国际政策主要在华盛顿共识这个框架下展开，并主要由世界银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进。

这个观点认为政策是存在不同的层级结构的，因此如果我们想减轻全球的不平等，则必须为每一个国家制定具体的政策。以相对同质化的中国和相对多样化的非洲举例，假设我们想在有限的预算基础上促进两个社会的繁荣，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埃塞俄比亚，我们希望教育民众变得更加宽容，更加有凝聚力，同时希望减少影响社会非凝聚力的成本。因此，那里的教育课程将致力于教会人们相互尊重，教会不同的种族群体相互尊重。总体而言，我们将努力恢复社会的凝聚力，因此在很大程度上选择压缩现有的多元主义。

然而，中国的多样性水平相对较低，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来促进多样性。比如，我们可以教育孩子挑战现状，学会跳出既定框架思考问题，并在学校的教育体系中习惯于挑战权威。你会发现，基于同一个目标，我们在埃塞俄比亚颁布的政策将与在中国颁布的政策正好相反。

在科特迪瓦北部本贾里一所学校上课的小学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Miléquêm Diarassouba

观察者网：对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生活在中国，我并不觉得中国是高度同质化的，中国内部的民族、文化和方言其实非常多样。据我所知，中国有几百种方言，每个方言在分布范围上都与一门欧洲语言相当。

奥戴德·盖勒：同质性和差异性是相对而言的。中国确实有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方言、确实具有差异性，但中国的差异性程度远远小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中国社会都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中国文化重视过往经验，并倾向于维持现状。在这样的社会中，比起提升凝聚力，更重要的是鼓励人们跳出窠臼、打破现状。

我还可以换一个争议更小的例子来证明一个社会的历史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在这个社会中采取何种政策。一个社会若要取得进步，就必须具备一种着眼于未来的心态，也就是说，要有为未来生活做规划的能力。事实表明，不同的社会在这方面差异巨大，比如中国人就幸运地拥有极强的规划未来的能力，其他国家就逊色得多。

这种差异很可能是由地理环境导致的，有利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培育出农业文明，人们根据自然节律来安排耕地、播种、收获的时间，并为下一年储备粮食和种子。他们从大自然那里学会了如何规划未来。

而对于渔猎民族来说，情况可能恰好相反。渔民捕鱼，然后吃掉一部分鱼、卖掉另一部分，这个过程不必涉及任何长期规划。这样的社会往往更看重当下而不是未来。

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设计不同的教育政策，以推动经济的繁荣增长。当面向中国学生时，我们无需费心教导他们如何规划未来——他们早已从大自然和历史文化中学会了这一点。但在其他国家，我们需要额外设置一些课程（比如乐器课）来培养孩子延迟满足的能力，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奏效。

观察者网：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其实，在当下社会中，有人提出这样一种假设：世界上的财富、资源和机会是有限的，发达国家一部分是通过“掠夺”发展中国家才得以富强，因此发展中国家想要富强就必须从发达国家“抢回”资源和机会，但这个过程又必然影响发达国家的财富积累，从而两者不可避免的出现矛盾。您对此如何看待？

奥戴德·盖勒：我想从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角度谈谈这个问题。

全球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与殖民主义的历史存在很大关系。殖民时期，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极其不对等的。

这种不对等关系首先体现为殖民国家对殖民地的掠夺。殖民国家从殖民地榨取了大量资源，还把殖民地的大量人口掠为奴隶。殖民国家借助来自殖民地的资源和劳动力，以空前的速度实现了从停滞到增长的蜕变，然而殖民地的发展却因此受阻。

我还想强调，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是不对等的。一般的贸易关系是双赢的，但殖民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却以损害殖民地为代价，为殖民国家带来收益。

殖民国家通常致力于发展工业；殖民地则以农业为主，专门生产工业原材料。生产原材料的工作对劳动者的技能和受教育程度几乎没有要求，因此这样的“分工体系”压低了殖民地的教育需求，阻碍了殖民地社会的人口结构转型；相反，殖民国家则专注于生产工业产品，因此对人力资本和教育问题愈加重视。这样一来，殖民国家越来越遥遥领先，殖民地则越来越贫穷落后。

总之，殖民主义导致了全球发展不平衡的产生，并进一步加剧了不平衡格局，这是过去几个世纪来的现实。当然，历史不止于此，而这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