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杰生后来描述说他与莫迪的首次会见是“与众不同的”，苏杰生称：“首席部长关心印度与中国的安全与经济利益，他还关心三名被关押在邻国的古吉拉特公民，这些都令他脱颖而出。今天，当我审视他所带来的改变时，我发现他的外交政策确实更加注重安全，他的外交实践更加注重发展。他在外交政策上制定了以人为本的政策。”

苏杰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言人。很难说苏杰生是否认为莫迪会成为未来的总理，但“这并不重要,”辛哈说。“他肯定将他视为印度的政治领袖，并希望与他建立桥梁。为什么不呢？当你被派往国外时，你会得到很多这样的机会。重要的印度人来了，你请他们喝酒、吃饭，和他们交朋友。”

库马尔说：“莫迪永远不会忘记那位推动古吉拉特邦商业代表团议程的大使。”苏杰生帮助莫迪和古吉拉特邦的商界对他有利。我问帕特瓦里，其他外交官与苏杰生相比如何。他说：‘从外交官职位晋升为外交部长，已经足以回答这个问题。’”

2014年，莫迪在一场激烈的媒体宣传活动的支持下上台，这场活动将他宣传为一个追求发展的“发展引领者”（vikas purush）。为了转移人们对他不光彩过去的注意力，这项运动是必要的。有关2002年古特邦暴力事件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他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深厚关系也不断受到关注。RSS是印人党的母体组织，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印度教特性”（Hindutva）。它的最终目标一直是创造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莫迪政府推进这一目标的速度超出了RSS的想象。

莫迪政府努力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认知管理”（perception management）。在国内，莫迪展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印度教自豪感。在国际，莫迪是“天下一家”理念的代言人。RSS和印人党长期以来一直致力于改写历史，其中一部分涉及对尼赫鲁和与他有关联的机构的一贯诋毁、RSS同情者对大学的接管以及对著名历史学家和知识分子的诋毁。与此同时，人们齐心协力复兴和恢复建立“印度教特性”领袖的万神殿，包括曾具有法西斯倾向的前RSS首领戈瓦尔卡尔（MS Golwalkar）和K·B·海德格瓦（KB Hedgewar），以及印度教特性的创始人萨瓦尔卡（VD Savarkar）。通过不断强调印度辉煌的文明历史，并通过重新融入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来得以加强。

印人党2014年竞选口号中有一小部分是关于其外交政策愿景的。它对印度的“软实力潜力”和“古老的智慧和遗产”进行了模糊的概括，莫迪政府最终将其纳入其印度教外交政策。竞选口号称，“印度将继续是受迫害的印度教徒的天然家园，欢迎他们来这里寻求庇护。”莫迪开始了一连串的全球旅行，并发起了一场呼声颇高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运动，以吸引海外投资。2015年莫迪政府将苏杰生纳入其外交政策团队，莫迪政府的品牌再造运动正式开始。

在2015年的全国执行会议之后，印人党提出了其外交政策决议：“我们的国家抱负是让印度成为一个崛起的、强大的、受人尊敬的世界大国。”莫迪政府将其外交政策描述为“5S原则”，即尊重 (samman)、对话 ( samvad)、繁荣 (samriddhi)、安全 (suraksha)和文化和文明 (sabhyata)。决议的大部分内容是关于莫迪如何改变了外交政策。

印度今天的外交政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和深刻地反映了印度历来珍视的文化和文明价值观。虽然印度的做法是由全球化世界的需要决定的，但它也植根于印度对通过和平共处进行智力和经济接触的永恒传统的继承。莫迪恢复了对“婆罗多文明身份”（Bharat’s civilizational identity）和文化传统的自豪感，并以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方式吸引了全球的关注。

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关系教授伊恩·霍尔(Ian Hall)告诉我：“尤其是对印国内受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印度外交政策的呈现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对政策本身的影响要小得多。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萨瓦尔卡、戈瓦尔卡尔、乌帕德亚雅和其他主要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除了坚持印度应该建立自己的力量，并承诺印度终有一天会完成自己作为‘世界导师’的使命，但他们对印外交政策几乎没有涉及。”

实际上，莫迪领导下的大部分外交政策原则都是前任政府的延续。但苏杰生大力推广莫迪所希望的语言，使旧概念看起来像新思想。霍尔说：“苏杰生非常擅长用吸引印度国内外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以及更广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来解释这一战略，而不会过度关注印度在西亚和东亚的主要伙伴。他通过使用《摩诃婆罗多》和其他文本中的概念来做到这一点，围绕本质上是务实的外交政策的方法编织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

莫迪2016年和2019年缺席了不结盟运动峰会，成为除了1979年就任不到半年的查兰·辛格总理之外的首位二度缺席的印度总理，媒体质疑这是否标志着印度对外政策的转变。2019年苏杰生表示：“植根于殖民主义遗产和冷战意识形态的结盟正在为新的格局伙伴关系让路。印度仍然致力于不结盟运动的原则和目标，包括对巴勒斯坦长期的声援和支持。”

虽然苏杰生在他的书中并没有完全否定不结盟运动，但他似乎暗示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失去了一些东西。他写道：“地缘政治和均势是国际关系的基础， 印度本身就有考底利耶政治传统，重视地缘政治和均势。如果说近期有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没有给予它们应有的重视。1950 年代亚非团结的万隆时代提醒我们忽视硬实力的代价。但除了缺乏对能力的关注，它们还反映了一种潜在的思维。在我们的联盟中，保护我们利益的能力是一种假设，而不仅是一种选择。”

2019年10月，莫迪第二次缺席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

莫迪确实参加了2020年的不结盟运动线上峰会，但政府智库成员警告说，不要乐观地解读他对任何尼赫鲁政策的支持。观察家研究基金会(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负责研究和外交政策的副总裁哈什·潘特(Harsh Pant)告诉我:“推动许多外交政策讨论的想法是，印度是一个领导大国，而不仅仅是一个平衡大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不结盟运动的逻辑，即远离主要大国集团。我们的想法是超越这种平衡角色，开始把印度塑造成一个有能力、有意愿为关键的全球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无论是在技术、气候还是更广泛的全球治理领域，而不仅仅是说这是别人的问题。”

在莫迪的第一个任期结束时，他对外交政策施加了更多的控制，并更加注重在世界舞台上塑造印度的某种形象。辛哈称苏杰生已经开始像一个代理外交部长而不是外交秘书。他向我回忆了他所说的2019年莫迪内阁就职时“最悲惨的一幕”。苏什玛·斯瓦拉杰没有参加竞选，她以为自己会当选为联邦院议员。人们猜测她是否会进入内阁。在宣誓就职的那天，她一定是带着一些期待去了印度总统府。那里有一个供内阁部长就座的地方。“我听说她进去是希望有人会带她到座位区。但是，她进去之后就看到苏杰生坐着，” 辛哈说。“她明白了，静静地坐了下来。”

“技术官僚成为部长就像一把双刃剑，”辛哈告诉我。“但政策需要政治领导，否则我们也可以让内阁秘书担任印度总理。”1984年，他自己从印度行政服务局(Indian Administrative Service)辞职，以人民党(Janata Party)成员的身份投身政坛。辛哈经历了政治的磨炼，用他的话来说是“四处碰壁”（jisse dhakke khana kehte hai）。当他成为部长时，“我敢说我获得了一些政治意愿。”相比之下，他补充说，苏杰生没有这样的背景，没有经历过的“政治”的本质。正因如此，根据辛哈的说法，当他鹦鹉学舌地模仿印人党的语言时，这并没有“增加他的信誉，反而像是在阿谀奉承。从他口中说出的政治话语听起来不可信” 。

一位隶属于国民志愿服务团背景的智库的右翼知识分子告诉我，苏杰生在社交媒体上的姿态受到党内同事的密切关注。他说，苏杰生的社交媒体有时会成为他同事们的谈资，因为在苏杰生的社交媒体上，那些在党内崭露头角、野心勃勃的人与那些会说英语、能把印度叙事传递给世界的官僚是互相对立的。这位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苏杰生能走得很远。“总有一天，他也将迎来告别的时刻。”

然而，关于苏杰生的野心以及他未来是否能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讨论仍在讨论中。这位右翼知识分子回忆道，“国民志愿服务团—印人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说，‘苏杰生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大人物，他可能会成为总理。’”而当有人问：“为什么？苏杰生是局外人。”他回答道：“这就是苏杰生对自己的看法。就好比多瓦尔和沙阿影响莫迪一样，苏杰生已经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这样做。”对于许多人来说，苏杰生的表现并不能保证 2024 年大选的任何前景，但他们可以看到他对莫迪政府的用处。“这位泰米尔婆罗门无处不在，他已经与莫迪建立了亲近关系，”这位右翼知识分子说。“苏杰生思考世界舞台上的一切，他能够为莫迪政府提供很多东西。”

苏杰生没有回应我的采访请求，以及一系列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