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德拉库马说：“当今的情况是，印度外交部正在转变，这种转变极其微妙，但其系统程度如何还有待观察。问题是，传统上外交服务干部被赋予了高度的专业性。”在一篇探讨印度外交官如何适应印度教民族主义时代的文章中，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国际关系研究员基拉·胡朱（Kira Huju）认为，职业外交官陷入了两难境地，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表着拒绝自1947年独立以来一直影响着印度外事服务部的基本教条和外交传统。然而，“藏红花化”（Saffronization）也带来了它自己的外交精英循环：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英语外交官阶层将被投资于印度教、印地语和更狭隘的民族主义自豪感的新印度精英所取代。

外交政策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很少有议会监督，但从未如此党派化。前外交部长萨尔曼·库尔希德（Salman Khurshid）说：“外交政策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每个人都为此做出贡献，我们曾经进行过各方磋商。不管你最终是否同意，一切都是从讨论开始的，不管是我们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还是核协议，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这中间是存在共识的，或者至少是试图达成共识。”正如另一位前外交部长亚什旺特•辛哈（Yashwant Sinha）向我指出的那样，在前几届政府执政期间，代表团里包含了反对党成员。1994年，纳西姆哈•拉奥亲自挑选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率领印度代表团出席人权理事会，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派纳拉扬（JP Narayan）在东孟加拉危机期间为印度辩护。而俄乌冲突爆发时，莫迪没有这样做。

前外交官兼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主席拉加万（PS Raghavan）指出，外交政策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的。当被问及苏杰生和多瓦尔谁在决策中更重要时，他回答道：“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做最后的决定。这既不是苏杰生主义，也不是多瓦尔主义。这个人是莫迪。”但是，辛哈认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存在进一步侵蚀了外交部的独立性。辛哈说：“印度的每一位总理都亲力亲为，直接指导外交政策。但是，现在国家安全顾问附属于总理办公室，情况变得更糟。国家安全顾问正在干涉外交政策。”

在印度外交方面，苏杰生是彰显作用的印人党发言人。他一当上外交部长就面临着艰巨的任务。自2019年以来，莫迪政府已经选择了对宪法的根本性转变，例如废除赋予查谟和克什米尔特殊地位的第370条，以及可能剥夺穆斯林公民权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这些问题以及其他各种经济和政治问题受到了世界各地的谴责。因此，相当多的精力都花在谴责那些质疑印度民主萎缩或质疑那些干涉印度“内政”的国际报道上。在过去的几年中，印度“拒绝”一系列国际舆论提出的问题，其中包括：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印度对待该国少数族群的问题、德国外交部提出的新闻自由问题、BBC纪录片涉及的莫迪在2002年古吉拉特邦暴力事件中的角色、印度在全球180个国家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第150位的、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印度在121国中排名第107位、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印度COVID-19死亡人数、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人力资本指数（Human Capital Index）报告以健康和教育等各种参数衡量经济体、自由之家指数（Freedom House Index）将印度的民主地位降为“部分自由”、V-Dem的报告称印度类似于“选举专制”的问题。

通常来自苏杰生自己的回应是热烈的和可预测的。2022年4月，在一次会议上，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苏杰生在场时说道：“我们经常与印度合作伙伴在这些共同的价值观上进行接触，为此我们监测到一些最近关于印度令人担忧的事态，包括政府、警察和监狱侵犯人权。”随后，苏杰生把美国的批评归因于游说团体和攫取选票，并说印度同样在担忧美国侵犯人权的状况。

苏杰生将大多数事情描述为“叙事之战”。在最近记者斯米塔·普拉卡什（Smita Prakash）的播客采访中，他说：“将会有旨在伤害我们的叙述，我们必须发布旨在向人们揭露这些的故事。”他应对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随机应变、声东击西和转移视线。在谈到印度新冠死亡人数时，他问其他国家是否没有人死亡。当被问及与中国的边界危机时，他谈到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在这场战争中，印度在国大党政府的领导下失去了领土。对于BBC关于莫迪的纪录片，他问为什么没有制作一部关于1984年反锡克教大屠杀的纪录片。事实上，BBC曾播放过一部关于这个主题的纪录片。苏杰生将其称为恶意攻击意识形态的“警示”，他对普拉卡什说：“向莫迪政府提出的大多数问题都是通过其他方式提出的政治问题，有时印度的政治并非起源于其边界，而是来自外部，想法来自外部，议程来自外部。”

巴德拉古玛说：“苏杰生的性格相当复杂。他可以在辩论中比你聪明，但后来他忘记了他不再是在尼赫鲁大学中的辩手。你必须带着别人，尤其是外国人。再说一次，外交手段通常意味着把想法藏在心里，苏杰生倾向面向‘市场需求’和掩饰个人想法。”

印度G20峰会将于9月19-20日在首都新德里举行。资料图来自AFP

2023年是印度外交的关键一年。印度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20国集团是一个政府间平台，由19个国家和欧盟组成。主席职位每年在成员国之间轮流担任，但莫迪政府将其宣传为国家的“历史性机遇”，并在预算中为其拨款99亿卢比——不包括外交部的拨款，会议将在全国56个地点举行。会议的标志是一朵莲花内的世界（这是印度人民党的选举标志），上面写着“天下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

苏杰生一直在尽力谈论这一话题，他说：“有时候有人会反问我，‘从一定程度上说，反正印度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是注定的，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这是一件大事。因为，在我们的外交史上，我们从未有过这么多强大的国家——世界前20大经济体，他们今天占据了全球GDP的大部分，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来到印度，这是‘向世界推销印度’的一个机会。”正如辛哈在《印度快报》上所写的那样，这也是在选举年向印度展示莫迪的另一个机会。

1947年，当印度获得独立时，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经过长期动荡，许多国家正在从废墟和破坏中重建。联合国的成立是为了促进国际和平与合作。在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和苏联正在崛起为权力集团，并通过外交、宣传、太空战和军备竞赛等方式争夺全球主导地位，冷战在20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塑造全球政治格局。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作为一个边缘国家，印度没有预先的剧本可以依赖以建立国际关系。印度政府希望摆脱殖民制度下的关系，不在冷战中站队。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制定了一个新的方向，为印度制定了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尼赫鲁阐述了他的愿景。他说：“世界比欧洲更大，如果你认为世界的问题主要是欧洲的问题，你就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在过去的几代人的时间里，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可能没有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太多的作用。但是他们是清醒的，他们的人民在行动，他们根本不想被忽视或被忽略。他谈到了种族平等、印度对世界其他地区反对帝国主义统治斗争的支持，以及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饥饿和经济问题。

尼赫鲁成为通过第三种方式不结盟运动与世界交往的主要人物之一。不结盟运动的指导原则是独立自主、不侵略、不干涉内政、平等与和平共处，它在今天经常被错误地认为是被动或独立的，但它使印度拥有了一系列积极和独立的双边关系，正如尼赫鲁所说的“与所有国家的友谊”并与这些国家一起倡导人权和民主原则。尼赫鲁被誉为一个有远见的人，因为他创建了一个既充满道德责任，又以国家利益为现实基础的外交政策框架。他在1947年说：“无论我们制定什么政策，处理一个国家的外交事务的艺术在于找出什么对这个国家最有利。”

1955年的万隆会议奠定了不结盟运动的基础。万隆会议与会国由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组成，其中很多是新兴独立国家。那一年在泰米尔纳德邦，在苏布拉曼亚姆（Subrahmanyam）和苏洛奇纳（Sulochna）的家中，苏杰生出生了。苏杰生的父亲苏布拉曼亚姆在他职业生涯开始时是马德拉斯行政干部的一员。他后来的文章表明，他认为不结盟运动是务实的，不结盟运动远非一种意识形态，而是印度的大战略。

尼赫鲁政府的支持率最终有所下降，尤其因为对华政策。最初印度对其邻国的政策特点是寻求友谊与合作，并在冷战背景下从外交层面推动该地区的安全利益。因此印度成为首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之一，并于1954年与中国签署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Panchsheel Agreement）（译者注：“潘查希拉”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出自《中印关于西藏与印度之间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尼赫鲁因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地位而受到批评，西藏被印度人视为中印两大国间的缓冲区。到20世纪末，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1956年，藏区局势不稳，期间印度和中国两国士兵发生了冲突。中国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争端，而印度为大和尚提供庇护，这引发了中国对印度在西藏问题上立场的怀疑。1962年，印度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战败，这场战争被印度被视为国耻。尼赫鲁的批评者认为，不结盟运动存在结构性缺陷，因为很明显，不结盟政策不能保证其他国家会在战争期间向印度提供援助。1965年尼赫鲁去世的一年后，印度与巴基斯坦爆发战争，对于印度而言对安全的需求极具增加。由国防部资助的 “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 and Analyses，IDSA) 智库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也于同年成立。

当年苏杰生之父、印度著名战略专家苏布拉马尼亚姆刚从伦敦回来，三年后他出任IDSA的所长，并一直担任这一职务至1975年。不结盟运动的许多原则和早期理想在这一时期开始得到修订。印度加强了军事力量的建设，推进了核武器研制计划。1974年，英迪拉·甘地政府在拉贾斯坦邦进行了一次核弹试验。虽然这为她在国内赢得了人气，却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高度警惕，致使美国对印度实施制裁，并成立了核供应国集团以遏制国际核扩散。

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加深与苏联的关系，印度可以依靠苏联获得廉价的武器装备。苏杰生大概在这个时期进入IFS，并于1979年至1981年期间在莫斯科担任印度驻苏联大使馆的三秘和二秘，随后四年回到印度在外交部美洲司担任次秘。他在书中写道：“我这一代人和以前的人在职业生涯中艰难地背负着与美国、中国、巴基斯坦的沉重包袱。我外交生涯的前半部分被两个地缘政治现实所支配：冷战和伊斯兰政治的崛起。”

与苏杰生同时代的约根德·库马尔（Yogender Kumar）评论道，苏杰生罕见地作为年轻外交官被派驻并深度参与到如此重要的地区。他告诉我，苏杰生因他的才智而出类拔萃。在加入IFS之前，他在尼赫鲁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国际关系博士学位。库马尔称，从一开始，他就因自己的聪明才智而备受推崇。甚至在他成为外交官之前他就对国际社会有了深刻的理解，而其他人则是在工作的过程中才进行学习的。前辈们发现有天赋的人并开始培养他们，这并不罕见，但苏杰生是在关键时期被任命到这一重要国家。很多人告诉我这要归功于苏杰生的父亲。

“苏布拉马尼亚姆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卡纳德告诉我。他表现出了抵抗政治压力的能力，特别是当英迪拉·甘地在1975年至1977年期间宣布全国实施严厉的紧急状态时。“紧急情况发生时，苏布拉马尼亚姆正在泰米尔纳德邦。作为泰米尔纳德邦的内务秘书，他拒绝监禁印度政府要求他监禁的人。他说他没有权利这么做，这让印政府部门人员很不爽。”在与普拉卡什的播客中，苏杰生说，1980年英迪拉·甘地重新掌权后，他的父亲被解除了印国防部下属的国防生产局秘书一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