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点商榷

总的来看，截至目前，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带来的益处有很多，但依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从改革内容上来说，一是架构上大部制导致部门和领导班子之间不匹配，会出现多个领导管理一个部门的情况。

上级对部门数量的硬性要求，使得部门合并实际上只是表面上对条线的合并。以民政为例，社会治理和社会事业局本质上是三套人马合并的，每套人马有自己的班子领导和上级条线，实际的运行还是按各自的事务来，也没有实现原先设想的对人才的综合使用。

二是人事上会出现一些问题。

首先是同工不同编。人员的编制主要有公务员、事业编和编外人员三大块。其中，公务员即政府正式人员；事业编是原来镇事业单位的编制，现在事业单位在基层是不实际运行的，人员全部统筹使用；而编外人员，相比之下晋升空间有限，各种人员的工资计算也各不相同。此外，权限下放时镇承担了很多原属于市一级的责任，但是市的相应人员并没有随着权限下放到镇上，这就导致镇上的工作实际上是增加了的。

另一个特殊情况是参公编制。该编制原来是城管局的，是市在镇上的派出机构。随着机构改革，在城管局的基础上成立综合执法局，但是参公编制依然在市里。这些编制的工资、管理都在镇，但晋升等等还在市里，这就导致人员在工作、归属感等方面存在模糊不清的问题。

随着编制的减少，为了维持政府工作的正常运行，需要的广义上的编外人员可能是有所增加的。例如近年来基层常见的网格员，执法队一个人可能带好几个协管员等等。

由固定用人转向合同用人的人事改革，有利也有弊。有利方面体现在，财政负担有所缓解，有效减少了多年后出现大量的“退二线”人员消耗巨额财政的可能，人员管理上也可避免出现考上编制就“躺平”的局面。但是从个人的发展来看，体制外的人和体制内的人对未来的发展预期相差颇大，这就对人员责任感和激励机制等方面管理又提出了新的挑战。而近年来经常出现的所谓“临时工”的新闻，其实和这一编制的改革也有一定关系。

图片来源：中国之声

三是职权下放带来的一些问题。

每一批改革调整的任务和下放权数都不同。在后来的运行中发现，一些权限用到的频率非常低，一些权限用时专业性特别强，一些权放到镇上可能难以被监管。这给后面改革的镇也提了醒：后面改革的镇要的权基本有几百项，但是由于一些法律规章的限制，加之可能存在的推责问题，导致一些镇可以接权但现在还没有接过去，这就使得日常运行会遇到一些难点。这次事件中，网友的评论对此也有所反映。

一般来说，各级部门都倾向于增大自己的权力，而这里却出现了少见的想要让权力收回的心理。这是因为权力大致分两种：一种是政府对外治理的权力，即“治民”；另一种是政府内部调整的权力，即“治官”。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主要下放的权力是“治民”的权力，这种权力对基层政府来说实际上意味着负责更多的事务。而第二种权力即人事、财政权力还在市里，镇上并不能自行安排人员，这就意味着镇上在需要多做工作的时候，人手并没有相应增加，换言之，基层的工作量相比之前有所提升。

从改革的目的来说，大部制的运行，一方面使得上级任务落实有了主体，另一方面也方便下级集中办事。但是在日常运行中，大量事务依然是按条线分配落实的：镇级条线的负责人员只需要找上级与下级的对应负责人就可以完成任务；局这一层某些时候并没有发挥作用；名义上对外没有了科室，但在实际运行中依然是科室运作。

这现实并不是工作人员的主观想法导致，而是随着人员增加与管理能力有限这一结构性矛盾的不断发展而必然出现的结果。除了结构上科室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从干部提拔来看，股级也是必要的。简单来说，大部制下很难直接在几十人中找到储备干部，而正常的晋升渠道需要干部先在一个小部门里管理几个人，然后从中选出可以管理几十人的干部，这就是股级职位的另一作用。

目前本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趋于结束。对百姓而言，对此最直观的感受可能就是便民服务大厅的建立，使得办理社保、税收等业务方便了很多。而政府内部，结构调整带来的效率的变化依然有待进一步量化评判。无疑的是，一套好的制度设计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效力，相应的改革也会因之继续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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