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写一部全球史，而且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

全球史有诸多特点，比如它是一种全景式的书写，是去中心化的，是与传统的政治史观、民族国家存在较大区别的。怎么理解这其间的巨大张力？重新架构的过程，是不是揭示历史运作的复杂机制？随着时代发展，我们的所见所闻所触越来越丰富，再加上不同学科对历史学的影响，我们需要习惯历史的复杂性；在不同的“取景框”中，它也许会展现出不同面貌，这些面貌并非简单的相互否定或对立，而是并存。

全球史之下，有个体的历史，有具体的生活。过去的历史研究习惯了从上往下看，史料记载大多如此，很长时间内绝大多数的历史书写要么谈政治，要么谈鸡毛蒜皮，但连接宏观历史和个人生活之间的社会研究，似乎略显苍白。那么，如果换个视角呢，我们会看到怎样的历史？

当然，探索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回归到思考历史，在思考中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且复杂的面貌。缘起于这些讨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与观察者网一起聊了些既轻松又深刻的话题。

·全球史是一种史观，也是一种方法

观察者网：段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您参与撰写的《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这套新书最近出版了，首先想请教一个问题：我们能否这样理解，即全球史本质上是一种史观？一方面，与过去世界史或过国别史的书写有什么区别，是否弥补前者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不是对当下世界反全球化或保守化思潮的一种回应，不知你们的考虑是什么？

段志强：全球史当然是一种史观，但在操作层面同时也是一种方法。也许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历史主题，无论是一个人物、一起事件或一种历史现象，你可以多想一层，它是不是可以放在更广阔的全球背景下去观察？

我想讲一个印象比较深的小故事。有一位文博专业的本科生同学问我：老师我知道您参加了一个全球史的项目，您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些全球史方面的文物？

我忽然意识到，大家可能会把全球史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比如说，可能有些东西是中国史的，另外一些则属于全球史，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如果你用全球史的观点去看，所有文物都可以是全球史的文物，因为所有东西背后一定是有全球的印记的，只是取决于你追溯到多远，无论从它的材质、形式、文化内涵还是使用场景等等来看，多多少少都会有的。所以自从全球史这个说法提出来以后，真正在做这方面研究和创作的人都明白这一点，就是在观察历史的时候多一层视角，仅此而已。

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想，既然都叫全球史了，那是不是能写一本全球史出来？而这里面，也藏着全球史最大的困境：以往的史学领域，尽管它的边界也有很多争议，但总归能写，但如果你说要写一本全球史，几乎等于是宣称要把人类历史都写进去，那是不太可能的任务。

所以当我们想要写一部全球史的时候，一定是要在两个问题上作出选择的：一是你采取一个什么样的视角，因为写历史总要聚焦一些东西，但视角本身就会带来一些陷阱或问题，所以这是一个痛苦的选择。二是你得选择论述方式，到底是像我们熟悉的历史写法，比如按编年还是按纪事本末等方式来写，还是以地域或问题为中心来写，都需要作出选择。

《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最终成型的框架是主编葛兆光老师设计出来的，做得非常详细。葛老师给的大纲连每一节的小标题都有，在写作过程中有不同的作者参与，大多数作者基本按原来的大纲来写，个别作者也会根据自己的想法和研究作出调整。

对应刚才说的两个选择，从视角上来说，我们选择的是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毕竟我们在中国，面对的是中国读者和听众；虽然我们都知道全世界所有的历史学家，没有任何人否认中国在世界历史当中的重要地位，也没有任何人否则中国和世界的密切联系，但是要系统地讲清楚，好像还没那么多。

在叙事方法上，我们选择以主题展开，比如地图、食物、战争、环境、疾病等等，一方面是适应最初制作音频节目的需求，因为音频节目不能讲一个太复杂太精密的框架，需要分块讲述，大家听完一块再进入下一块。另一方面，这些单元也得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才能找到这些做相关研究的作者。最后就变成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第一张将中国绘于世界中心的世界地图（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您提到的这点，从章节编排中能看得出来，不是简单地按时间顺序由远及近下来，而是横纵交错的。

段志强：对，前期作为音频节目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功的，一半要归因于框架设计，因为选择的主题是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经久不衰的议题。

观察者网：确实，从人类起源、史前考古、中华文明起源这些议题来看，就足以引发大量讨论。当然，每个人的知识结构、立场等不同，可以有自己的观点。你们最初在做全球史的时候，有没有设想过希望像读者听众传达什么，或是看到当下国内或全世界的思潮、争议等，比如反全球化、保守主义、极左与极右等等，想要作出一些回应，传达一些想法？

段志强：起因是梁文道想做一个节目，于是找到葛兆光老师，葛老师的意思是要做就做一个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起意是他们想的，我也没法替他们回答为什么这样想。我就聊聊我作为参与者的理解。

我觉得，大家对历史问题肯定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再正常不过，每个人都有权利对过去事情抱有自己的立场和看法。那么，作为专业学历史的人，你在大学里教历史，你的义务是什么？我觉得我的义务不是告诉大家历史的答案是什么，或者你的想法是对是错，而是跟大家说对于某件事情——比如人类起源到底是中国独立起源还是非洲单一起源——目前学术界有哪些说法，每种说法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之间相互批评的理由是什么，现在可能大部分学者同意这个，但仍有小部分学者同意那个等等。我把这些告诉你，至于你觉得哪种观点有道理，这是你自己的选择。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马可·波罗的争论。关于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的争议一直存在，但很有意思的是，在专业学术界似乎有一个好玩的倾向，就是做这一段历史研究的、特别是元代历史的人，大多都倾向于、甚至非常笃定地认为马可·波罗是到过中国的，当然在历史文本中肯定会有一些变形，但他到过中国或者他的资料直接得自中国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对此质疑的，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外围”的研究人士。

马可·波罗像 资料图来自网络

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这些观点，毕竟研究什么就相信什么这种现象也是有的，但大家有时又很容易受一些情绪鼓动，就是当你说一个日常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是假的时候，大家更愿意相信你的观点，更愿意相信专家都是骗人的。那么，现在我既不是研究元史的，也不是研究马可·波罗的，当别人来问我这个问题时，我就只能把关于马可·波罗的相关争论看一遍，再向专业人士请教，然后告诉大家正方理由是什么，反方理由是什么，最终你自己判断，当然我也会说我更倾向于哪一方，同时哪一方都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全球史最大的学术陷阱

观察者网：就像前面讲到的，全球史涵盖范围广阔，那么对于全球史的方法有些疑惑，比如最直接的就是史料问题，怎么获得史料、选取核心材料以及解读不同背景来源的史料等等，尤其这几年随着历史学科的发展及跨学科研究，对学者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全球史书写中，跨越巨大时空的史料工作怎么开展，应如何看待全球史的书写？

段志强：全球史写作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要大量依赖二手研究。无论是语言门槛还是资料收集，作者都不太可能掌握这么多的跨语言跨文化资料，这其实是全球史的先天不足，全球史最大的学术陷阱也就在这里。

我们给别人讲故事时，需要用到很多一手资料。比如我现在跟你讲一个威尼斯发生的事，还把这个故事有声有色地讲给你听，那么请问，这些一手资料是你解读的吗？大多数情况下不是。这是因为学者能力的限制，还有学术分工的细致造成的。

我们目前综合各方面条件来看，因为我们的大多数学者是中国学者，对中国史料的熟悉程度肯定是最好的，所以大多用到的中国资料都是学者自己研究阅读所得。在使用外面资料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己发现、自己解读的，也必须做到可复核，不能看到别人引用一个什么资料就直接拿来用，得自己找到原来的资料，大致能做的也就是这些。当然，很多学者也用了自己研究中发现或解读的资料，包括一些小语种或死语言的资料，那就非常好。

现在历史学领域的分工实在太细了，每个研究者只是很小的一块，他可能讲历史全貌讲了5节，但也许其中只有1/4或1/3是自己亲自研究所得。这是当下不可避免的事，但反过来说也是一种需要，因为现在的学术细分到了非常惊人的地步，所以也需要反思，你做的这一小块研究可能对学术共同体有意义，但它对社会的意义是什么？是不是需要有人把这些分散的研究整合起来，帮助大家看到过去的全貌？我想这是有必要的，而且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

全球史这个项目一共有21位作者组成，整个过程下来最难的无疑是找作者。像拉几个学生，或是搞一个小团队，那是根本不可能做下来的，因为涉及面实在太广。当然我们最终做出的这个结果，也并不理想，大家遗憾也很多，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契机，也难组织起这么多人一起来拼一个全景式的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