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也有一部分应届生会抱怨，用人单位对初入社会的应届生有工作经验的要求，似乎企业要求“工作经验”成为了应届生最大拦路虎。您如何看待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从高校的角度讲，如何落实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曹东勃：一方面，现代社会特别是进入数智时代后，按说是更应该利好于年轻人的“后喻文化”当道。即是说，农耕文明为典型特征的前现代状态，在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的情况下，其农耕文化、生产技艺的传承完全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知识的传承完全仰赖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口耳相传、口传心授。但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就不同了，从经验而论，是年轻人创造着这个次元里的虚拟空间和虚实结合的诸多场景，他们是中老年人的“老师”，经验丰富、贡献卓著。

但总体而言，我们的招聘程式、工作规程还是沿袭着旧的传统，甚至包括一些新质生产力领域的企业在管理和运作上也有不少陈规，似乎在“建立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上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另一方面，从学校角度说，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意识还不到位也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新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古老的问题。

上世纪五十年代，刘少奇同志曾提出“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所谓半工半读，学校要与生产实际结合，增加劳动教育，学校亦是工厂；工厂工作也要加强学习，通过继续教育提升生产能力，工厂亦是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曾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道，以资鼓励。”

上世纪七十年代，邓小平同志复出主持科技教育工作时曾强调：“不抓教育，科研就搞不好......学校要搞科研，教学科研是分不开的。”

今天我们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根本上要回答的还是同样的问题——如何使教育更好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和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2025年2月，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优化教师队伍结构，推进高校人才培养与工程实践、科技创新有机结合，教育部会同中央组织部、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国税总局联合印发《普通本科高校产业兼职教师管理办法》。

我们看到这个政策出来之后，各高校相继在原有的研究生层面的业界导师基础上，聘任面向本科生、指导实习实践的专职实践教授。我所在的上海财经大学近年来相继成立数字经济学院、数字经济研究院、计算机与人工智能学院等数字学科领域的新兴学院，并加强与阿里巴巴等头部企业的合作，实职聘任实践导师，对于本科生人才培养发挥了很大助力作用。

最后我想补充一句，实际上真实的市场状况是，“应届生”身份自带的福利效应很大，以至于最近一段时间，山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多地人社部门发文，调整应届高校毕业生身份认定标准，明确在省内事业编等用人单位招聘中，不对其是否有工作经历、缴纳社保等作限制，仍可按照应届生身份报考。这是另一个维度了。

观察者网：现在就业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元，在“稳定体制内”、“高薪大厂”、“新兴赛道创业”、“个人兴趣自由职业”这些多重且相互冲突的价值选项面前，您认为毕业生如何建立清晰的自我认知（兴趣、能力、价值观）并进行有效权衡？如何破除社会单一的成功标准（如高薪、体面）造成毕业生更多的迷茫？

曹东勃：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青年的主要焦虑倒未必是“成功的单一标准”。成功焦虑在本世纪初的十年是非常明显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校园传销”活动比较多，一种焦躁的、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幻象。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我们就经历了青年亚文化现象的剧烈动荡阶段，一些刻有时代印记的关键词如过江之鲫，佛系、躺平、摆烂等等不一而足。

但是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后，随着“大气候”“小气候”的变化，青年对于我们在中长期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对我们自己的新征程、新任务更加明确之后，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标准对他们的影响可能不见得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

当然，AI革命和技术变革的加速，从历史经验来说，都会伴随一定的产业结构和劳资关系调整。实际上，国家层面充分认识到稳妥应对这一问题的重大意义。但实际生活中人们仍然能够感受到机遇挑战并存带来的重大冲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原来稳定的生产关系、高薪岗位也可能不再那么稳定和高薪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年从高考志愿填报上就充分映射出的社会心态，一些高度市场化导向的专业、行业与一些一眼能够看到尽头的专业、行业形成鲜明对比，一种求稳、保守、旨在最大限度调用家长本地网络资源、面向本地体制内就业的报考导向正渐成气候。

2023年不少短视频平台均大量出现青年学生自行截取创意戏曲《黄粱梦》中的讽刺片段，将其中“摆不完的阔气，弄不完的权；吃不完的珍馐，花不完的钱；听不完的颂歌，收不完的礼；享不尽的富贵，过不完的年”等台词内容作为“宇宙尽头是编制”的“结算画面”，该曲甚至被冠以“考公上岸曲”。当然，这里也有反讽和解构的“鬼畜”含义在，不必全然视为一种严肃之作。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种误导信号是，当社交媒体把每种选择都极端浪漫化（比如“裸辞创业”“考编上岸”），那么年轻人容易产生“选择瘫痪”。体制内也好，自由职业者也罢，都有其隐性竞争压力和特定困境。选择不在于找“最好”的，而要找“最不后悔”的。“高薪体面”标准本身就是流动的，有其时效性，那些深耕细作、穿越经济周期的元素，却容易为人忽视。还是要建立正确健康的自我认知，这不是毕业前才去思考和完成的课题，而是要通过实践不断验证和调整。

根本的问题永远是：我有怎样的兴趣？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过怎样的生活？把这些问题想清楚，才能更好地配置资源、提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