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Mao’s China and After：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一书中，作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以第一章“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作为该书的开头。[7]这一章虽然简短，但基本上把中国革命置于中国和西方帝国主义之间的阶级历史关系，以及中国内部的阶级社会状况的背景之下。迈斯纳呼应马克思的一个观点，认为西方帝国主义是为中国社会革命创造条件的“无意识历史工具”。[8]

 他指出：“在一个近代经济部门被帝国主义所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几乎不能指望羽翼未丰的中国资产阶级除了充当外国资本主义的附属品之外还能干点别的什么事情，不管这个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可能对外来统治滋生多么强烈的民族主义愤恨。”[9] 迈斯纳继续说：“现代中国的社会结构，以现代中国社会各阶级的软弱性为标志：一个弱小的资产阶级和一个更为弱小的无产阶级。但是，并非只有这两个现代阶级是弱小的；现代中国历史状况的基本特征是中国社会所有阶级的软弱性。”[10]

因此，迈斯纳认为，上述条件使得“独立的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内的中国现代政党——的运作成为可能，与其说它们各自代表社会阶级的不同利益，不如说是它们作为政治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占有者，决定了社会各阶级的命运。[11]

莫里斯·迈斯纳 著，杜蒲 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为西方少数持有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中国历史学家之一，迈斯纳在认识到中国现代政治角力与社会阶级之间关系的同时，把中国共产党视为一个缺乏自身阶级认同的“独立政治力量”，实在显得有点简单化（reductive）。

简单化的原因在于，在迈斯纳的理论视野里，“阶级”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被清晰地理解为既是“结构的”（structure）也是“形成的”（formation）。而这一观点，恰恰在中共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里得到更确切的表述。所谓弱小的工人阶级相对于民族资产阶级而言是一个成长中的、强大的阶级力量。而中国与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渗透着超越国界的阶级内容。

新中国建立后，大力开展扫盲运动。从农村到城市，成千上万的劳动妇女走进识字班、民众夜校、职工业余学校，参加扫盲学习。图为福建福州船民妇女在练习写字。

在研究思考中国革命，社会主义时代和后社会主义时期以及各种相关的历史和理论问题时，林春始终坚持首先从阶级角度来理解现代中国和世界。[12] 她的新著《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讨论到女权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其中，“阶级与民族：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不平衡发展”一节呼应了马克思主义对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和历史状况的思考和批评。她用“重叠式不平衡发展”（compressed uneven development）取代通常的“结合式发展”，因为前者更强调“共时性的动态过程，包括被压缩的时间中空间发展的不均衡”。[13]

林春认为，在这个“被压缩的时空运动”中，国内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的结构性阶级性质相连。“全球资本主义及其霸权无情推进的过程，造成一个曾经拥有无与伦比财富的中华文明的陷落”；而“外国侵略和由此产生的半殖民地中国，是产生后者社会政治危机的直接原因”。同时，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最薄弱环节”的一部分，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推动进程”恰恰决定了中国的反抗斗争及其阶级性质。她进一步指出：

逐渐衰落的清朝沦为资本主义丛林的牺牲品，民族反抗斗争亦随之兴起，中国在其所处的全球局势中成为一个“阶级的民族”（class nation）。……在敌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围攻下，中国在全球范围内显而易见的“阶级地位”使其抵抗具有民族和阶级解放一以贯之的特征……正是这种历史条件，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具有社会主义前瞻性的创新型工人阶级先锋组织。这个形成中的民族国家被剥削与压迫的历史地位，为形成一种革命民族主义的集体自我意识提供了支撑。[14]

Lin Chun，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The Paradoxes of Chinese Struggle，Verso,2021

因此，本质上呈现一种对抗关系的“阶级民族”（class nation），必须置于资本主义在其初始地区的发展及其全球化扩张的进程和产生的影响，以及与之相对的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各种斗争，努力寻找替代方案以求建立一个资本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和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过渡形式等历史背景下，加以理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林春指出必须反对“自由主义修正主义和正统马克思主义都有”的“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轻视”，这种轻视“忽略了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大背景。而正是这些危机，让中国爆发了全面革命”。[15] 

我顺便提一句，也正是由于这场革命的阶级属性及其果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让新中国“荣获”了西方帝国主义对她的仇视。

2. 简单回顾“妇女”一词的革命性起源

“中国爆发的全面革命”的阶级性质，同时界定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阶级属性。也就是说“妇女/女性”之间的张力及其辩证，存在于上述提到的“被压缩的时间”之中，与革命领导的妇女解放（以及对其的不满）的阶级属性密切相关。

“妇女”是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共产党于1922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的《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选择的用词。决议特别指出，没有妇女解放的目标，整个革命纲领就不完整。它还规定“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16]明确了“帮助妇女们获得普通选举权及一切政治上的权利与自由”“保护女工及童工的利益”“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束缚”三项任务后，决议进一步规定，“这些运动，不过为达到完全解放目的必须经过的站驿，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妇女真正的解放是不可能的”。

由此，“妇女”一词作为阶级话语被明确政治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话语中的一个关键词。关于其含义的论争仍在持续。

1907年爱国女校哑铃操

当然，并不只有中共领导的革命最先开始呼吁妇女解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现代中国改良派或革命派的男女知识分子，都从各自的立场和角度表达了改变妇女境况的观点。不论直白还是隐晦，他们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和辩论，以及他们对革命的呼吁，都与中国正作为为独立和解放而斗争的阶级民族，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何震夫妇与众人合影。前排左起：何震、刘师培、柳亚子，后排左起：曼殊、朱少屏、邓枚、林立山、韩笔海。

首先，被有些女性主义学者视为中国第一位女权主义者的何震（何殷震）。她在20世纪初写下《女子解放问题》《论女子劳动问题》《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等多篇文章。除了关注传统文化如何控制和约束妇女之外，何震还敏锐地觉察到社会经济结构与妇女（“女子”）之间的关系，并同时质疑现代欧洲妇女“自由”背后的经济和阶级问题。

倾向于无政府主义的何震坚持认为，妇女必须在不依赖男人的情况下寻求自身解放。她指出妇女必须打破传统性别关系的重要性，这个传统性别关系是一个女性依赖男性的系统，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引入一个坚实的社会维度。她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对上层妇女与下层妇女之间同样存在的阶级压迫的认识，以及对欧洲妇女的“虚假自由”的质疑，都标志着“中国的女性主义”，从一开始就在社会—阶级意识中孕育而生，并且以在理论上持有一种不妥协姿态为特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