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至14日，全球妇女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30年前，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的主题激荡人心；30年后，中国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我们将继续绘制蓝图，并加强落实”，推动全球妇女事业发展的决心历久弥坚。

站在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殖民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在这一斗争中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包括“妇女”一词，既是阶级的也是性别的。

钟雪萍老师在《女性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一文中，站在民族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语境下重审“性别话语”在中国的理论旅行，考察“女性”和“妇女”两个概念背后不同的政治意涵，从而探讨现代中国妇女主体的具体生成过程。

通过分析“妇女”一词何以在当下“遇冷”的深层原因，她指出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去政治”文化转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兴起，“女性”一词的“回归”一方面提供了西方式性别平等的理论设想，另一方面也让性别叙述被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深深吸纳，从而引发新语境下的新问题。

最后，文章反向追问：当妇女解放在中国面临“性别麻烦”，是不是在本质上也反映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的一种“阶级麻烦”？

在全球妇女峰会召开之际，观察者网转载此文，供读者参考。文章系钟雪萍老师2022年11月30日在杜克大学“女性主义理论与帝国主义”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于《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3期。

【文/钟雪萍，译/王斐然】

一

在过去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尤其自90年代初“性别”这一概念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多数为女性，但也有男性学者）一直在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应该如何理解西方女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之间的关系。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在中国参加的不少与此有关的会议、工作坊和各种形式的活动中，总有这方面的讨论，其中不乏激辩。

比如，2010年在北京举行的题为“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与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会、2017年中国人民大学与《妇女研究论丛》杂志联合举办的“革命与妇女解放”研讨会、2018年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中国妇女解放：文化想象与社会实践”会议，以及2019年夏天，十多位学者（包括若干男性）就美国女性主义中国历史学者白露（Tani Barlow）的著作《中国女性主义中的妇女问题》（2004），在上海师范大学进行讨论交流，对“妇女”（woman/women）这一概念（我下文会讨论这个术语）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发表各自的看法。[2]疫情期间，继续参与了一些网络会议。在那些会议上，讨论和争论仍在继续。

Tani E. Barlow，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2004（左）；汤尼•白露 著，沈齐齐 译《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中文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右）

就像其他众多西方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一样，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经由各种活跃的学术交流，中国译介了不少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和主要论述。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和论述在中国也遭遇质疑，而且大都来自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颇为了解的学者。

当代中国的这些背景，与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有诸多联系，我将在下文中作一些简短的讨论。

二

我今天发言的标题看上去有点宽泛，但它的副标题“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阶级视角”旨在把讨论变得具体。确切而言，我将再次回到并分析两个不同的中文用词“妇女”（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反思它们背后的阶级意涵和内部张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这些意涵和张力与（西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遭遇的“性别麻烦”有关，如何思考其中现代中国和现代世界历史层面上的政治原因。

1953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明确规定“妇女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图为山东济南二贤街妇女投票选举人民代表。

事实上，任何一个了解那些围绕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争论的人，都知道，在中文里，这两个词语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原因在于跟英语中的“女人”（woman/women）和“女性”（female）相比，中文的“妇女”和“女性”内含更多与历史相关的政治含义。

论争也主要与怎样理解这些含义有关，尤其与怎样理解中国革命及其政治语境和历史意义有关。也就是说，虽然这两个词语都可被视为“现代”的“语言事件”，但与对应的英文词语相比，内在于二者的历史和张力更为丰富。这一特征与颇为复杂的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斗争直接有关。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自此，全国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妇女第一次与男子一样分得了土地，成为土地的主人。图为河南洛阳专区洛阳县平乐乡妇女正在登记领取土地证。

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我讨论这两个词之间的张力与阶级问题的关系。[3]今天，我将继续这一思路，但着重着眼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阶级性质，与内在于“妇女/女性”的阶级含义之间的关系。

可以说，在很多方面，这两个用词一直或隐或现地反映着20至21世纪中国的革命、反革命和“去革命”之间的矛盾、辩证及其特有的“阶级话语”。如果这两个中文用词都有（尽管是不同的）阶级内涵，为什么相较于“女性”，“妇女”这个词会招致更多女性主义者的不满？而对“女性”一词，大多数女性主义者则少有同样程度的关注和不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可以在“女性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这一主题下来再一次思考并讨论这个问题。

三

我将通过以下三点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讨论：（1）在阶级意义上思考妇女解放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2）简单回顾“妇女”一词的革命性起源；（3）改革开放时代，“去政治”文化转向与“女性”一词的崛起或回归。考虑到本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我最后会提出几个问题，并以那些问题来结束这个发言。

1. 在阶级意义上思考妇女解放和中国民族解放的关系

白露教授在她那本颇受关注的专著《中国女性主义思想史中的妇女问题》（The Question of Women in Chinese Feminism）里使用“误用”（catachresis）这一概念，来探讨现代中国的“妇女话语及其运作方式”如何帮助生产“现代”妇女主体。她的研究重点放在若干跟中国历史相关的“运作方式”上，探讨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中国妇女主体的构建及其未完成性。在这个意义上，“误用”这一概念凸显了现代中国妇女主体形成过程中的辩证以及发生轨迹，怎样与历史相勾连。

在题为“理论化‘妇女’”（“Theorizing ‘Women’”）的一章中，白露教授首先提及“妇”这个字的“历史性误用”，然后将其与现代中国“妇女”一词的演变联系起来。她特别指出，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词被纳入“国家话语”范畴。白露教授的这一论点，与很多女性主义学者倾向于把中共领导的妇女解放定义为“国家女权主义”（state feminism）相呼应。确实，“国家女权主义”这一提法可以追溯到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之际，并很快成为（尤其是西方）女性主义学者和评论者习惯采用的提法。[4]

关于中国的“国家女权主义”，已有相当数量的英文出版物。以最新相关论著为例，可参阅Wang Zheng，Finding Women in the State: A Socialist Feminist Revolu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64,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有趣的是，在这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意义上的“国家”和“妇女”之间相联系的关注中，经常被忽略的是中国作为一个曾经的被压迫民族（oppressed nation）和“妇女”之间的关联。[5]如果我们把“妇女”与“民族（国家）”放在一起思考，并在“阶级性”的大前提下强调两者之间的联系，会有怎样的发现？

在西方学界，有一个流行但值得商榷的论点，即马克思的“阶级”概念被发错地址，寄到“民族”，被“民族主义”取代并占上风。这个论点也被不少研究中国现代史的西方学者接受。[6] 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妇女问题和妇女解放引入这一讨论，便可发现这类讨论基本无视妇女问题及其重要的历史和理论内涵，暴露出其自身的“男性中心”以及思考中的盲点。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1983

我在此希望强调一个基本观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殖民统治和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最终建设社会主义为目标。在这一斗争中开展的“妇女解放运动”，包括“妇女”一词，从头开始，就既是阶级的同时也是性别的。正如林春对本发言稿回应中指出的，中国革命中的民族解放与阶级解放贯穿始终，而妇女解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可能独立于民族和阶级的解放而完成。这不仅仅由于妇女参与在革命中，并成为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因为具有双重性的共产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同时就是“女权主义”的。

让我进一步展开一下。